一般而言，印度密教从纵的方向可以“划分为陀罗尼密教、持明密教、真言密教、瑜伽密教、无上瑜伽密教五大流派，其中后四派与后来的密教史上划分的行、新、瑜伽、无上瑜伽四部相当。”(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3-4页，本小姐参考此著甚多，由于体例关系，未一一注出。)按密教历史发展的分期，陀罗尼密教称为原始密教，持明密教称为早期密教，真言密教和瑜伽密教称为中期密教(包括晚期持明密教)，无上瑜伽密教称为晚期密教。与密教在印度的发展阶段相对应，密教在中土的传播也被分为“杂密”与“纯密”两大阶段。“杂密”相当于印度所称的陀罗尼密教和持明密教两大阶段，“纯密”则相当于真言密教和瑜伽密教两大阶段。在唐代密宗创立之前，印度密教的经典、咒语已逐渐辗转传人中国内地，但这些真言密咒并非在佛教体系之中，而只属杂密、杂咒范围，与隋唐译传的密教典籍所说有所区别。

      印度佛教最后一个时期流行的是密教，即“秘密教”。“秘密”的意思并非秘不示人，乃谓诸佛之三业幽奥深妙，非等觉之菩萨则不能窥知之，故称秘密。“密教”的教典总称为怛多罗。密教在教理上以大乘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为其理论前提，在实践上则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礼仪、本尊信仰崇拜等为其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手式或身体姿势，“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可以即身成佛。另外，在其修法之际，建筑坛场(曼荼罗，意为“轮圆具足”)，配置诸佛菩萨。密教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派别，一般认为在7世纪中叶《大日经》和《金刚顶经》成立以后。

      印度密宗起源于古吠陀典籍，其后流行于民间各阶层，佛教在长期发展过程，逐渐渗入民间信仰，并受此等咒术密法之影响，加以摄取，作为守护教徒、消除灾障之用，古来通常称为杂密。密宗并将吠陀以来之诸神，用交换神教方式重新组织佛教，而出现许多明王、菩萨、诸天、真言咒语。故后期大乘经典中出现以陀罗尼为主之经典，巴利律藏及经藏中，有说护身等偈之经典，锡兰等地佛教徒，将其编集，称为《明护经》，迄今仍传诵不已；又有如《大会经》(收于《长阿含经》)，为列出听法会众之名的经典；此等被认为是密教陀罗尼及曼荼罗之起源。其后迄四世纪左右，出现专说咒法之独立经典《孔雀明王经》，认为口念真言，内心统一，建立方圆之土坛，供养诸尊，严修仪礼，即可产生不可思议之功德。

      及至七世纪后半，印度佛教进入全盛期，已有经有教、仪轨，以真言、陀罗尼为中心而增益大乘佛教哲学，以奠定其基础。这即是一般所说的“纯正密宗”。密教最初流传于西南印度、德干高原，后来再向南印度和东北印度传播，以超戒寺为中心，获得波罗王朝的支持而迅速发展。纯密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主。在七世纪后半时，成立于中印度之《大日经》，将杂密经典所说诸尊以大日如来为中心，集大成而成胎藏界曼荼罗。其理论可能承自《华严经》之说法，主张在现实之事相上，直观宇宙真相。《大日经》主要讲述密教的基本教义、各种仪轨和行法、供养的方工方法。《金刚顶经》成立稍晚，流行于南印度，系传自佛教瑜伽派之说，以心识为中心而言五相成身(在心身中具备五相与本尊同一之观法)。《金刚顶经》以大日如来为受用身，宣传“五佛显五智说”，所谓“五佛显五智”是中央大日如来佛的法界体性智，东方的阿閦如来的大圆镜智，南方的宝生如来的平等性智，西方的无量寿如来的妙观察智，北方的不空成就如来的成所作智。其中最重要的是法界体性智，除了法界体性智外，蓁四智都是唯识所转，采纳了瑜伽行派的“转识成智”的思想。

      《金刚顶经》出现以后，密教被称为金刚乘。其后从金刚乘中又分出一支称俱生乘或易行乘。这派经典多用孟加拉国等地方语言写作，其中很多是导师所传的歌诀，主张佛身四身说(法身、报身、应身和俱生身)，宣传自我是“与生俱有”(本性)的性质并是实现的目的，在实践上重视导师的作用和秘密和仪式。在十一世纪西亚突厥系的伊斯兰军队侵入南亚次大陆以后，在密教中又出现了时轮教，有些学者认为时轮教即是俱生乘。他们宣传现实存在象时间的车轮一样，倏忽即逝。“般若与方便二而不二”，只有信仰宇宙的绝对者本初佛才能从迷妄的世间中解脱出来。另外，宣传佛教的理想国香巴拉的思想。在时轮教出现以后不久，印度中部的佛教寺院受到入侵军队的彻底摧毁，佛教在印度也就消失了。

      印度密教经典传入中国，开始于三国时代。据佛教史书记载，公元二三〇年竺律炎在扬都译出载有明咒八首的《摩登伽经》(二卷)；同时支谦译有《华积陀罗尼神咒》、《无量门微密持》、《七佛神咒》、《八吉祥神咒》等经(各一卷)；稍后，竺法护等也译出《密迹金刚力士》、《八阳神咒》等不少有关密教的经咒。但当时佛教在中国流行不广，此项咒经中所传的咒法简单，也未为时人所注意。

      自东晋起，对杂密的介绍逐渐增多。杂密经典的译传和流行，为唐代中叶传译纯密、建立密宗准备了各种条件。关于唐代最后一个佛教宗派——密宗的创立，可以如此简要概括：唐开元四年(716)善无畏从印度携梵本经西域至长安弘化；善无畏来唐四年后，即开元八年(720)，南印度高僧金刚智也携同其弟子不空，经南海、广州抵洛阳，大弘密法。在此我们将善无畏、金刚智当作密宗的创立者。可以说，密宗是隋唐宗派中唯一的由外国僧人直接创立的宗派。

      善无畏(637-735)，中天竺人，出身贵族，相传为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的后裔。十三岁嗣乌荼国王位，后让位于兄而出家，进入那烂陀寺，投达摩掬多为师，修学总持瑜伽三密法门，受灌顶。遵师命前来中国弘法。经迦湿弥罗、乌苌国，取道吐蕃入唐。玄宗开元四年(716)抵达长安，受到礼遇，先住兴福寺，后住西明寺。传说玄宗曾尊他为国师，命于宫内建立灌顶道场。所赍梵经，尽许翻译。皇族宁王、薛王等，多从他灌顶受法。善无畏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在洛阳圆寂，年九十九岁，葬于龙门西山。其弟子有一行和新罗国的玄超等。

      金刚智(669-741年)，中天竺人，因由南天竺某国王表荐入唐，故亦称南天竺人。出身婆罗门。自幼出家，先习声明、因明，后学经律，再学中观、瑜伽两派论典。中年起，专心于密教。开元七年(719年)，由海路经师子国、室利佛逝国，抵达广州。次年至洛阳，再入长安。传说玄宗也曾礼他为国师，敕住慈恩寺，造毗卢遮那塔；后移住大荐福寺。经常随皇帝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广弘密教，建曼荼罗道场，立坛灌顶，奉诏行密法求雨。开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金刚智圆寂于洛阳，葬于龙门南伊川之右，建塔旌表。传法弟子不空奏举，玄宗勒赠“国师”称号。代宗又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赐号“大弘教三藏”。

      善无畏、金刚智在开元初期先后来华，开创了印度密教在中土传播的新纪元，他们二人中土的活动的直接结果就是作为隋唐宗派之一的密宗的正式成立。概括二师所为，以下诸方面对密宗的成立至关重要：

      其一，翻译密教经典。开元五年，善无畏译出《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其后于开元十二年译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即《大日经》)六卷，第二年又译出《供养法》一卷，合前六卷为七卷本。开元十四年，善无畏译出《苏悉地羯罗经》三卷、《苏悉呼童子经》三卷等。金刚智于开元十一年译出《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一卷；开元十八年，译出《金刚顶经曼殊师利普萨五字心陀罗尼品》一卷、《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开元十九年之后，又译出《金刚顶经瑜伽修行毗卢遮那三摩地法》一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身咒本》一卷、《不动使者陀罗尼秘法》一卷等多部。其中，善无畏翻译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以及金刚智翻译的《略出念诵法》为唐代密宗的成立奠定了经典根据。善无畏的撰述，除上述密教仪轨外，还传有《无畏三藏禅要》一卷，这是他和嵩岳会善寺敬贤对论佛法，而由西明寺慧警记录的。本书先开发心、供养、忏悔、受戒等十一门，次说观智密要、禅定法门，列举陀罗尼十首和月轮观法等。其中评论初习禅人多怕起心动念，或专守无念以为究竟，认为如是便无法增长善念。他主张先正念增修，后方至于究竟清净，不怕起心，而患亏于进学。在这段话里，可以见到当时的禅风和他对于修禅的见解。相传他平时静虑怡神，时以禅观奖劝初学，遇有问疑，剖析无滞，本书所记即其一例。

      其二，逐渐争取到了玄宗的支持。尽管在善无畏来华之前，密教的一些经典和修法已经陆续传入中土。特别是，善无畏的大名在未踏上唐土之前，上层人士已经有所了解。正因为如此，在善无畏来华之后，玄宗召入“内道场，尊为教主，自宁、薛王以皆跪席捧器”(宋賛寧《宋高僧傳》卷二)，唐玄宗对其给予了相当的礼遇，后来将其安置在兴福寺。然而，当善无畏译出《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写定呈进朝廷之后，即有敕令将带来的梵本全部送藏内廷。这一事件事颇耐人寻味的。当代学者周一良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因为玄宗早年并不喜爱佛教。敕令善无畏进上所携梵典也许也正是由于不喜欢密宗，不希望密宗经典广为人知。”(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第30页)由于如此，善无畏没有了原典可以翻译，从此他便注意另访未译的密典梵本。先有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无行求法，游历南海、东印、中印各地，曾住大觉、那烂陀等寺闻法，并访求梵本。学毕回国，途经北印病卒(见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所将梵本，由同行者带回中土，存于长安华严寺。善无畏和一行同往选取前未译过的重要密典数种，以后就无行所将梵本内选译的有三种。善无畏所以经典不多，大概与此有关。善无畏、金刚智在开元年间都有随时玄宗的机会。其间，二师也已自己所擅长的祈雨、疗疾等法术获得皇帝的欢喜和朝廷的瞩目。善无畏曾应玄宗所请祈雨，金刚智曾受诏为帝之第二十五公主授临终戒，并亲劝武贵妃、河东邵主造像供养以求延命。如此等等，逐渐获得了皇帝和皇室成员的崇信，玄宗对于密教的兴趣显然由此大增。可以说，不空之所以与皇帝和朝廷具有空前密切的关系，与二师奠定的基础应该不无关系。

      其三，培养弟子、传授密法。善无畏在中土传法二十年，灌顶受法弟子不计其数。金刚智也是如此。不过，由于密教传承的特殊性，二师登堂入室的弟子并不算多，对于后来传播密宗贡献很大的是善无畏的一行、玄超、义林以及金刚智的弟子义福、不空、慧超等，其中，二师的共同弟子一行对于密宗的成立贡献巨大。

      一行禅师(683—727)，俗名张遂，唐魏州昌乐(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会的南乐一带)人。少时天资聪颖，博览经史，尤其精通阴阳五行之学。据《旧唐书》本传载，年二十，至长安求学。时京都道士尹崇送他一本西汉杨雄所著的《太玄经》，一行很快即通达其旨，写出《太衍玄图》、《义诀》各一卷，阐释晦涩难懂的《太玄经》，深得尹崇赞誉，从此名声大振。当时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专擅威福，指名要与禅师结交，禅师秉性正直，逃匿以避之。遂于二十一岁(703)时出家，不久到嵩山拜普寂为师修习禅门。在嵩山修禅期间，禅师以博闻强记闻名于众。又四处游学参访，《宋高僧传》记载，曾只身三千里至天台山国清寺向一位隐名大德研习数术，造诣更深，名声更震。《旧唐书》本传载，睿宗于710年即位后，派遣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聘禅师，禅师称病坚辞不就，却徒步前往湖北当阳玉泉寺从师悟真，修习律宗经论并纂集注疏，成《摄调伏藏》十卷(已佚失)。直至开元五年(717)，玄宗命一行禅师的族叔礼部郎中张洽亲到当阳强行征诏，禅师方才应召入京，受到玄宗的特别优待。自此之后的十年中，禅师一直在两京从事科学和佛教活动。一行精通数学、历法。唐玄宗命一行考究前代诸历法，改撰新历。一行于是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改撰《开元大衍历经》五十三卷，“大衍历”在我国历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上述行历看，一行在佛教方面属于禅、律宗僧人，玄宗朝其进京，恐怕并非看重其佛教方面的修为，可能更多地着眼于历法的改革。然而，尽管进京之后，一行在历法方面作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但也十分关注佛教方面的最新进展。在其进京前一年，善无畏已经来华，一行进京未久，就拜善无畏为师，受胎藏界密法。开元八年，金刚智来长安，一行又从他受金刚界藏法，开元十一年请求金刚智译出《金刚顶经》，开元十二年请善无畏三藏译《大日经》，担任笔受一职，并根据三藏讲释而作《大日经疏》，引用大量汉译经典，结合中国佛学的思想传统来阐明、发挥本经教理，由此奠定了唐密的理论基础。一行到场助译，并著《大日经疏》二十卷，成为解释密宗理论的重要著作。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僧一行圆寂，享年五十五岁。唐玄宗亲撰《御制大慧禅师一行碑铭》，赐“大慧禅师”谥号。

      关于密宗的创立问题，一般都笼统地将“开元三大士”作为共同的创始者。其实，善无畏和金刚智二人将纯正密宗传到中土，并且以自己的努力引起了朝廷和民间的充分注意，僧一行及其二师的其它弟子的弘法活动说明纯正的印度密教已经在中土信徒中扎下了根。因此，“唐代密宗实际上是由善无畏和金刚智与他们的共同弟子一行建立起来的，一行不仅同时接受善无畏和金刚智所传的两系密法，开创了唐密中胎、金、苏三种密法并且合流的传统，而且请善无畏和金刚智译出密典，开坛传法。尤其是，注疏密典，阐述经义，建立了密宗的理论体系。”(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228页)这些说明密宗已经成立，在开元末年之前，密宗已经在中土正式创立。

      最迟至开元末年，密宗正式步入隋唐佛教宗派之列。然而此时的密宗的实力与其时的其它派别相比较，并非占据上风。而不空在天宝之后的一系列弘扬活动，使得密宗在当时取得了压倒其它宗派的暂时优势，至少在社会上层和朝廷层面是如此，而不空的弟子惠朗、惠果的弘法活动，特别是在社会和朝廷中的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标志着密宗进入其发展的鼎盛阶段。

      关于不空(705-774年)的早期事迹，有两大疑问难于解决：一是籍贯问题。二是师从金刚智的时间、地点。关于前者，一说不空本北印度人，婆罗门种姓；另外一说则称其为南天竺师子国人。依据后说，不空幼年出家，十四岁在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遇见金刚智三藏，随来中国，开元八年到洛阳(此据《贞元释教录》卷十五。另据赵迁《不空三藏行状》说，他是西域人，幼随舅父来中国，十岁周游武威、太原，十三岁遇金刚智)。开元十二年，年二十岁，他在洛阳广福寺说一切有部石戒坛受比丘戒。此后十八年中学习律仪和唐梵经论，常随金刚智往返长安、洛阳两京，协助金刚智翻译密教经典。金刚智圆寂后，天宝元年，率弟子赴师子国寻求密藏梵本，受到国王优厚接待，后游五印度境，广求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天宝五年(公元七四六年)回到长安。不空在长安广收门徒，还在宫中设内道场，为皇帝灌顶。玄宗赐紫袈裟及绢二百匹，赐号为“智藏”。天宝八年，不空受“恩旨许归本国”，到韶州便停留了下来，直到天宝十二年，后应节度使哥舒翰所请，经长安至武威住开元寺，给节度使灌顶，士庶数千人咸登道场。天宝十五年(公元七五六年)回长安，住大兴善寺。时遇安史之乱，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凤翔时，不空曾密派人奉表问安，并朝夕诵经，肃宗亦遣使求秘密法。及至两京收复，不空连续表贺，并上“虎魄宝生如来像”一躯，请皇帝缄带，以为由此可得本尊福佑延寿。肃宗以不空有功于本朝，特为建内道场，并亲受灌顶；又自称“信受奉行，深为利益”，令搜集全国既有而未翻的梵本请不空翻译。

“      安史之乱”后，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君主大多昏庸无能，密教进一步上升为皇室护国保家、度灾御难的重要法门。永泰元年(765年)，唐代宗命其手下鱼朝恩组织不空等名僧，翻译《仁王护国般若经》，时正值仆固怀恩招引回纥、吐蕃等骑兵十万，聚集灵武，凭凌径阳。郭子仪率师往讨，而代宗则敕百名法师，在资圣寺“为国传经行道”；京城其它寺观僧道，也于每日两时，“为国家”举众齐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郭子仪获胜还京，代宗又设“无遮斋”，重赏诸僧，倾城轰动，以为边境清平，乃是“圣力经威”所感“福应”。密教法师一时成为显贵，取得比禅师更加优渥的待遇。永泰元年(765)，授不空特进试鸿胪卿，号“大广智三藏”，次年，入五台山传法，修建金阁寺、玉华寺等密教道场。大历五年(770)，诏请不空往五台山修功德、作法会。大历九年，不空卒，代宗为之辍朝三日，追赠司空。

      不空对于密宗立宗的实际贡献要大于善无畏和金刚智。不空对密教博究精研，师承两部密法，是密宗的主要创建者。他又是与罗什、真谛、玄奘并称的“四大译师”之一。据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不空共翻译佛典一百十一部，主要是密教系统的经典，其中《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即《金刚顶经》)三卷，是《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的初分，是密宗的重要经典。另外译有《金刚顶王秘密修行念诵仪轨》一卷、《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论》一卷、《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一卷等。不空弟子中著名的有含光、慧超(新罗)、慧果、慧朗、元皎、觉超，称为六哲，而以青龙寺慧果承其法脉。在中国佛教史上，慧果为三朝国师，位列三公的和尚，实为罕见。经过不空的努力，在开元之后一直到会昌法难之前，密宗实际上取得了超越其它宗派的优势地位。

      密宗之所以自称「密教」，而称其它佛教教法称为「显教」，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自身有其特殊教理，也就是「秘密」特质所致。其中的缘由很多，在此先从三密相应和本尊法两方面论述之。密教在实践方面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礼仪和对本尊的信仰崇拜等为特征。它认为，口诵真言密咒、手结契印(手式或身体姿势)、心作观想，是密教实践的基本手段，分别名语密、身密、意密。此“三密”相应，便可“即身成佛”。此外，在修行密法之时，还需建筑坛场，并配置诸佛菩萨形象，因此，密教经典除经、律、论三藏外，尚有仪轨藏。密宗在义理方面或依《华严》，或依唯识，或依中观，经常是杂糅的。密宗内部将这些并入其中的义理称之为“显教”，而将自总独特的东西称之为“密教”。概括言之，汉地所传的的密宗教义，可概括为：在各种“显教”教理的基础上，结合着“三密”、“四曼”、“曼荼罗”、“本尊瑜伽”等事修，实行“当相是道，即事而真”的观行方便，以期现证悉地乃至即身成佛为宗旨。

1、本尊法与三密相应

      密宗之“密”在于密宗修行是必须透过阿阇梨(亲教师、轨范师，也就是「金刚上师」)的灌顶与传授修持口诀才可以修法，未得灌顶者不得学习，而且仪式不得公开，并重视闭关独自修行，此即所谓的「秘密修行」。与隋唐其它宗派相比较，密宗的修持内容不仅特别，也有更多的限制与要求，诸如阿阇梨与弟子必备的条件，严谨的修行环境、严格的戒律、繁琐而精严的仪式与法器等构成了所谓的「仪轨」，或称为「持明仪轨」，即所谓的「本尊法」。

      密宗行者的要务，就是透过阿阇梨(也就是「金刚上师」)指导，选定适当的本尊法修持，安排次第、密集而严格的修行生涯，目标就是要证悟到本尊一样的境界，也就是密宗所说的「成就」。因此不同于佛教其它教派尊释迦牟尼佛为教主，本尊是密宗的主角。密宗的本尊五花八门，但不脱离两种类型：一是以佛作为主要对象，汉传密宗以毗卢遮那佛为代表。二是诸位大菩萨，至少具备十地等觉的果位，而过去可能成佛，来此娑婆世界来襄助释迦牟尼佛宣教，来示现菩萨身，如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等。密宗的本尊大多以此两大类为主，但总的来说，就是以佛境界为最终目标。至于还有其它的「本尊」，则大多属于护法神明，或是过去的成就者，这些大多是本尊与阿阇梨指导下，作为修持本尊法次第上的助缘，或是排除干扰，降服魔障之用。

      此外，师徒关系也是在密法当中所强调的。阿阇梨必须保障弟子修法绝对成就，因此密宗十分重视师徒双方都必须具备成功的条件。根据《大日经》说明，弟子必须发大发菩提心，具足悲心，并要常念利他，有决心要修法获得成就。阿阇梨在弟子修行过程中，担负护佑与指导的职责，时时不断念诵各种陀罗尼，祈请本尊护法协助弟子排除障碍，指点迷津。

      唐代密宗也称为“瑜伽宗”。“瑜伽”是梵文的音译，意译“相应”，在密教中特指依密教宗旨，贯彻于全身心的一种禅定，或称“三密瑜伽”。它用修持者的手式(身密)、咒语(口密)和观想(意密)的方法，使之与大日如来的“三密”融合相应，表征和想象一切如来金刚萨埵加护于己，使自身聚集无限神变和享受一切的能力，由是了知“此心本性清净，随彼所用，随意堪任”，达到自身即是菩萨身的自觉。如此即可具备了入坛场、受灌顶作阿阇梨的资格。这样，瑜伽就成了密教个人修持中最重要的法门。不空说：“金刚顶瑜伽法门，是成佛速疾之路。其修行者，必能顿超凡境，达于彼岸。”(《续开元释教录》卷上)总体而言，密宗的修持就是以「三密相应」作全部修法的总括。

      所谓的「三密」就是「身密、口密、意密」，这也是用来作修行法门的主要内容。「身密」即是修法时以手指结的「手印」；「口密」则是持诵陀罗尼或咒语，「意密」则主要是观想本尊形象，乃至本尊的一切事业等都是它的范围。因此「手印」、「咒语」和「观想」是构成整个密法修持的主干。

2、五佛五智与即身成佛

      密宗所说的“五佛”，有金刚界与胎藏界之别。“金刚界五佛”即大日如来、阿閦如来、宝生如来、无量寿如来、不空成就如来。此五佛居于金刚界曼荼罗中央的五解脱轮。其中，毗卢遮那佛身白色，结智拳印，位于中央。阿閦佛身黄金色，左手握拳置于胁部，右手下垂触地，位于东方。宝生佛身金色，左手握拳安于脐部，右手向外结施愿印，位于南方。阿弥陀佛身亦金色，结三摩地印，位于西方。不空成就佛身亦呈金色，左手作拳当脐，右手舒五指当胸，位于北方。胎藏界五佛，即大日、宝幢、开敷华王、无量寿、天鼓雷音；亦即胎藏界曼荼罗中台八叶院中的五佛。其中，大日如来位于中央，身呈黄金色，结法界定印。宝幢如来在东方，身呈赤白色，左手握拳安于胁部，右手结触地印。开敷华王如来在南方，身呈黄金色，结离垢三昧。无量寿如来在西方，身亦呈黄金色，结弥陀定印。天鼓雷音如来在北方，身呈赤金色，为入定之相。

      金刚界为果曼荼罗，表智；胎藏界为因曼荼罗，表理，故五佛的种子字与色相等虽然不同，其体则无差别。即大日如来与阿弥陀如来在胎金两界中，名称相同；而胎藏界的宝幢如来、开敷华王如来、天鼓雷音如来依次相当于金刚界的阿閦如来、宝生如来、不空成就如来。

      密宗以五佛表五智，“五智”如下：其一，法界体性智。三密差别之数过于尘刹名为“法界”，诸法所依故云“体”，法尔不坏故云“性”。转第九识得此智。如以五佛配属，当属中央大日如来。其二，大圆镜智。自他三密无有边际，具足不缺名为“大圆”；实智高悬万像显现喻为“镜”。转第八识则可得此智。五佛之中，相当于东方阿閦如来。其三，平等性智。清净智水不拣情与非情，故名“平”；彼此同如，故名“等”；常住不变，故名“性”。转第七识可得此智。相当于五佛中的南方宝生如来。其四，妙观察智。这是巧妙观察诸法自在说法之智，如《秘藏记》所述，五眼高临，邪正不误，因以名之。转第六识而得此智，相当于五佛中的阿弥陀如来。其屋，成所作智。自证化他二利应作，故名“所作”；大悲随类应同之妙业自在，必可成就，故名为“成”。转前五识得此智，相当于五佛中的不空成就如来。《秘藏记》说，水性澄寂，显现一切色相，喻大圆镜智。一切万像皆现于水，无高无下，平等无二，喻平等性智。一切色相差别于水中明了显现，喻妙观察智。以水之无所不遍，喻法界体性智。以一切有情或非有情皆依水而滋长，喻成所作智。

      密宗所倡的“即身成佛”说是密宗区别于隋唐其它佛教宗派的特质之一。现今所存文献中，日本僧人空海在其《即身成佛义》中引用了其师惠果所作的偈颂：“六大无碍常瑜珈，四种曼茶各不离，三密加持速疾显，重重帝罔名即身。法然具足萨婆若，心数王过刹尘，各具五智无际智，圆镜力故实觉智”。依据这一偈颂，日本密教所特别强调的“即身成佛”说，应该是来源于唐代密宗的。空海在其著述中比较详细地论说了“即身成佛”说。依据空海的论说，即身成佛是指众生与大日如来心体合一的大无碍无分别，众生本来即具足法身。空海提出三种即身成佛，称为“理具成佛”、“加持成佛”和“显得成佛”。所谓“理具成佛”即一切众生自心中，具金刚、胎藏两部曼荼罗之体，远离因果，法然具足，称为理具即身成佛。由理而言，一切众生均由五大(地水火风空)构成，属胎藏界；心为识大，属金刚界，身心与大日如来无别，本来即具足法身。简单的说，就是依据“体”的六大。“加持成佛”即依修行之功，由佛力加持，而现成佛之相。乃众生之三业与佛之三密交互加持感应，开显本有证得之觉体。对本有理具之成佛而言，虽亦在修生修显之位，然众生本觉之功德与诸佛之加被力感应道交时，于一念之中觉知诸法实相，即开显众生本有证得之觉体。此系指修行之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依据“相大”的四曼。“显得成佛”指三密行业相应，修行圆满具足，心中自开显内证之无量功德，于意证得依正无碍十界平等之佛身。真言名目曰：“加持内证，唯独自明了，余人所不见，故开示自身之万德，出现佛相，地地升进，十一地所显圆极是也”。即完成修行时，可得圆满菩提，显现佛性圆满，达于最高修行目的。此系指果位。简单的说，是依据“用大”的三密相应。因而，即身成佛所求的不是“理具成佛”，也不是“加持成佛”，而在于“显得成佛”。

      一般而言，即身成佛的理论基础就是六大缘起。六大普遍于一切有情、非情，但不是说宇宙万有从六大缘起而来，而是说缘起“当体的“如实”即是六大，而六大的“如实”即反映在万有诸法上。六大虽分色(五大 ) 、心 ( 识大 ) 二法，但“'色法五大，心法五智，心色虽异，其性是同” ( 空海：《即身义》 ) 并非色心各各独立有一单位，宇宙全体综合为一，即是六大法身。而六凡四圣 ( 十界 ) 都是此六大法身的部分显现，十法界当体即六大，六大即万有的本体实相，此外任何皆不存在。我们凡夫也是六大法身，同时又为法界身的一个分身。觉悟的一刹那，我们已经不是凡夫，而与遍法界的全体法身合而为一，六大法界身，即宇宙法界身，以全宇宙为一大法界存在。

3、曼陀罗坛与灌顶

      密宗相信，佛的“三密”体现在四种曼荼罗之中。曼荼罗，又作“曼陀罗”，如《大日经》所说：“十方世界微尘数大悲万行波罗密门，犹如华严藏，三乘六道无量应身，犹如根茎。条叶发晖相间，以如是众德轮圆周备故，名曼荼罗。”又曰；“曼荼罗是轮圆之义”。如此等等，若归纳起来，其意也是说，聚本尊真实功德而排比所成的轮圆具足的修密法的处所。

      宗的一切修持均不能离开曼荼罗，这是唐代传密宗的核心。不空说：“曼荼罗灌顶坛者，万行之宗，密证之先，将涉觉路，何莫由斯！”(赵迁《不空三藏行状》)密宗修持者须定期祭祀供养，并各按所需，或念动“真言”，或禅坐观想大日如来，期望达到预想的宗教目的。在其后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曼荼罗通常还以壁画纸绘的形式表现，同样能获得某种无限神秘功能的表征意义。

      密宗的修行，灌顶法同样具有显赫的地位。不空说，大日如来之教，有顿有渐，“渐谓小乘登坛学处，顿谓菩萨大士灌顶法门，是诣极之夷途，为入佛之正位。”(同上)“灌顶”，源自天竺国王即位时，由“韦陀梵志”用“四大海之水”灌于新王头顶，并作具体教诲的一种庄严仪式，以此表示祝贺。密宗借用这种仪式，说明阿阇梨的嗣位。阿阇梨通达曼荼罗，可传法授灌顶。不空解释说：“顶谓头顶，表大行之尊高；灌为灌持，明诸佛之护念。”据此，灌顶的仪式主要用以表征诸佛已给予修行者以护念加持。但灌顶在具体运用时，实际上范围相当广泛，所谓“息灾、增益、降伏、欢喜”等，据说都能以灌顶法成就。一切灌顶都得在道场内进行，并总以曼荼罗为前提，所以也称曼荼罗灌顶。通常认为，以净水灌注受法者的头顶，意味着由此而去除无始以来身心的种种烦恼垢秽。其后，灌顶的概念不断开拓，含义已另有许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