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儒家道德与佛教规范的会通

　　儒家思想与佛教规范的关系为何？这是一个有趣的大问题，是佛教“中国化”最具体的课题。在第一章第二节三项曾提及，牟宗三氏否定所谓“佛教中国化”，未免有嫌笼统之论；若分从“三学”(戒、定、慧)或“二教”(化教、制教)上考察，则“戒学”(制教)部分与儒家有关行为规范思想是纠缠最多的。若言“中国化”，戒律部分才是关键问题。
　　若以会通的观念来看此问题，可约要为三点：“实际互成”、“义理相通”及“旨趣大异”。兹分为三项力释之。
　　
　一、实际互成
　　此理须从两方面来看，即：佛教规范如何看待儒家的世俗道德，及儒家道德如何看待佛教规范；方易明了。
　　佛教的规范思想，不但不排斥世俗的道德规范，而且往往将之看得比佛教特有的“内规”更高。这从“性罪”与“遮罪”(性重戒、息世讥嫌戒)的区分，可以充分表现出来了(其详见第十章第三节一项)。道宣在《戒疏》说：“性罪三过：一、违理恶行，二、违佛广制，三、能妨道业。遮罪具二，体非违理，故名为遮”(１７)，这段话把性、遮的意义分别得很清楚：“性罪”有三个特点，而“遮罪”只有二个。关键的一点就是“违理恶行”，所指的也就是世俗的人伦道德。因此，在各类戒条中，凡属违背世俗道德之事，均为重罪；例如“五戒”中的前四戒：杀、盗、邪淫、妄语是。
　　佛教在这种思想下，传入中国之后，当然不会排斥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在历史上唯一有嫌隙的是“孝”的问题，因为儒家思想的焦点在“以孝治天下”，而原始佛教并不强调孝，所以成为一些士大夫攻击的理由。正因为佛教本质是重视及尊重世俗道德规范的，此事虽有些小波澜，但是快便有双方融和性的解决(１８)。
　　再从儒家方面来看。宋真宗有谓：
　　　　“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盗则廉矣，不惑则信矣，不妄则正矣，不醉则庄矣。”(１９)
　　这几句话，无疑代表了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中国人对佛教规范的普遍看法，也代表了历代皇帝及官员的普遍观点。从而，儒家道德规范如何看待佛教戒律规范，就不止是理论问题，而是化成实际管理佛教的法令了。换言之，因为中国的传统法律(礼、刑律及各类敕令)实际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具体化，所以历代这些法律对佛教的态度就等于儒家道德对佛教的态度了。
　　从第四章详列的历代政府(自东汉以迄清朝)对佛教的规范，从第九章的“历代法令对佛教规范之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历代政府汉令对佛教的规范非但不反对，反而“越佾代疱”地维护，为常有的事。例如僧人违反戒律规定而娶妻者，法律强制离异及还俗，不尊敬教团内之师父尊者大和尚者以“子侄犯伯叔尊长”之律治罪，出家人窃盗佛像者处以“十恶”重罪；不特此也！如历代朝廷敕令多有训诫佛门应严守清规戒律者；甚至还有如元朝顺帝令德浑重修《百丈清规》并以圣旨颁行者，等于迳由朝廷代订佛门规范了……凡此等等，简直是以国家的政法力量去帮助佛教“严净毗尼、正法久住”矣！“政”、“教”如此水乳效融，诚属人类历史所鲜见者也。

　　二、义理相通
　　儒家思想，首重人伦道德，而所有的“德目”都是包涵广泛的。所以自规范的义理而论，佛教戒律的内容，当然与儒家道德相通，实际上是必被儒家的各种“德目”所涵赅的。
　　若从最高义理来说，儒家所有德目可以一个“仁”字尽摄。何谓“仁”？门人樊迟曾问仁于孔子，孔子以“爱人”答之；促弓亦问仁于孔子，则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答之(《论语·颜渊》)。这同佛陀的“慈悲”(为人与乐曰慈，为人拔苦曰悲)，当然义理相同；乃至同耶稣的“博爱”也是义理相一致者。
　　就分殊的德目而言，也是一样。无论孔子常说的“三达德”(智、仁、勇)，孟子说的“四德”及“四端”(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告子上》)，乃至一般讲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常”(仁、义、礼、智、信)，凡此等等，其义理也都是同佛教规范相通的。
　　在这些“德目”之中，最早及最多人引用来说明儒佛相通的就是“五常”与“五戒”的比较。
　　按“五常”说，始自西汉的董促舒(公元前１７９～１０４年)。董氏采阴阳家之“五行”等学说去发扬儒家政治道德思想，因而倡“仁、义、礼、智、信”五常，并以东方之“木”配仁，南方之“火”配智，中央之“土”配信，西方之“金”配义，北方之“水”配礼(２０)。到了南北朝，就是南齐《颜氏家训》云：
　　“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２１)
　　这就是以儒家的“五常”来配当佛教的“五戒”。不但如此，据汤用彤考证，比颜氏家训稍早的北朝昙靖，鉴于北魏太武帝毁了许多佛经，乃伪造《提谓波利经》，不但把“五常”配“五戒”，而且袭董促舒的故技，还把五行、五脏、五方等配起来。此说墨守成规创造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也深信不疑，乃于《法界次第初门》卷上之下云：
　　“故佛为提谓等在家北子受三归已，即授五戒，为优婆塞。若在家佛北子破此五戒，则非清信士女。故经在地则违五岳，在方则违五帝，在身则违五脏。”
又在《止观辅行弘决》卷六之二云：
　　“所诗五戒者，令成当来五体，顺世五常五德之法。杀乖仁，盗乖义，淫乖信。悯伤不杀日仁，清察不盗曰义，防害不淫曰礼，持心禁洒曰智，非法不言曰信，此五者，不可造次而亏，不可须臾而发。群子奉之以立身，用无暂替，故云五戒。”(２２)
　　然而，上引经文是不是“伪经”，又何人当否修正信伪经，皆不是此之重点，而是历史考据之事。此之重点是，儒家德目与佛教规范，尤其与“五戒”相通，是从南北朝起已被认定的。
　　尤有进者，禅宗惠能的“无相戒”之说(说见第一节)，从佛理来看，固可认为是一种“胜义谛”(实相法)的戒律思想。但从儒家观点，实在和孟子的“良知论”是一致的。熊十力的看法，亦不外乎此：
　　“夫戒律之本，要在不违自性戒而已。”
　　“自者，自已。性，是吾人自己本有之性命，故云自性。知是、知非之良知，原从自性照明之德而发展，不是无有内在根源、偶然发现。吾人应有返观一段工夫，认识良积压即是自性。”
　　“良知帅乎吾身，是戒之主。良知，吾之自性也。自性以戒为其专司，是为自性戒。……故戒者，自性、良知之自由也。”
　　“总之，戒学惟可与中材言。……上智，聪明天纵，无有放逸。不待着意持戒，而决不至于失戒。下愚顽蠢，不知戒。惟中材之贤，能识仁。而时或隋顺躯壳起念，即不常存仁。不常存仁，则小已之私欲每乘机而起。幸吾人之良知，赫然司戒于中也。”(２３)
　　职是之故，到了明末清初，几位名僧大舆为振兴律学，留下不少著作，如明代智旭的《在家律要广集》、《沙弥十戒威仪录要》、元贤的《律学发轫》、性祇的《毗尼日用》(以上见卍续藏一Ｏ六册)、如馨的《经律戒相面萨轨仪》，清代读体的《传戒正范》、弘赞的《八关斋法》、书玉的《羯磨仪式》，以及居士彭绍升《体仁要术》、周思仁《杀戒四十八问》(以上见卍续藏一Ｏ七册)之类，引用儒家经典去解释戒律，亦常见之事，这不由使人想起汉代的“经义决狱”故事。
　　兹就附言者，在义理上，佛教与道宵亦有许多相通之处。佛教之初传入中土，很多义理且借道家名词为“格义”，实藉道家思想的方便来传播了佛法。关于此问题，最早的文献当推《牟子理惑论》，乃三国时人牟子援引道家的老庄义理来申友谊赛佛教的(２４)。问题是，佛、道相通者，仅在“化教”的义理，即一些出世思想、空无境界、玄妙言语。至于规范性的义理，则不可能有何相通，因老、庄之论根本上是反对世间规范的，故有曰：“法令滋章，盗贼多作。剖斗折衡，而民不争。”故道家虽同为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在规范的范畴，只好置而不论了(２５)。
　　
　　三、旨趣有异
　　儒家的道德与佛教的规范，虽然在义理上是相通的(实际是儒家道德涵摄了佛规范)，在历代的实际动作上更是相当融和的，但并非谓二者便没有相异之处，所异者为何？约为三点以言。
　　１．基础不同
　　儒家的规范，之所以称为“伦理”道德，那里因为所有的“德目”都是在“伦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伦理”就是“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２６)。而这五伦的核心，在于子对父的孝，故《中庸》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因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由父子这一伦的孝衍生出其他四伦，乃可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为了使这个伦关系能正常生存、发展，于是才有“三达德”、“四端”、“五常”或“四维八德”等德目。
　　在佛教的规范，其基础则完全不同。若在出家戒，所有大小二众的戒条，无非根植于两个基础：一在僧团部秩序的维持(摄僧)，一在有助于个人的修道(出离)。若为在家戒，其基础则为信众修人天之福(福报)(２７)。总之，无论出家、在家戒律，其基础都是和儒家道德不同的。
　　２．目标不同
　　儒家思想强调人生，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语)。而人类社会能够做到的，就是维护这个“生”——“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中庸语)。依《大学》的程序：个人由“诚”开始，修养分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行举止，使之符合一切德目，是为“修身”。身修好了，是为“齐家”。家齐好了，为的是“治国”。国治理好了，乃为了“平天下”。为何要“平天理”？就是“参赞天地之化育”。这也就是儒家一切道靠边的目标。
　　佛教的目标恰恰相反，绝不是为了俗世的“生”，而是为了脱离生死。如何“脱离生死”？要经过“戒”“定”、“慧”三条路(三学)去修道。故《成实论》有云：“戒如捉贼，定如缚贼，慧如杀贼”，三条路的目标是一样的，即解脱人性中的“无明”、“执缚”或“烦恼”(为喻为贼)才能脱离生死。故又谓：“为道戒，本非世福”(２８)。
　　两者最终目标的大异其趣，才是真正的关键。
　　３．形戒不同
　　因为儒、佛二者的规范之目标如是之差异，表现在规范的语言形式上也就大不相同。
　　在佛教戒律，虽然也有“作戒”(应作为什么)，但所有的“作戒”都是“小小戒”例如比丘戒中的“百众学法”之类，其他重戒都属“止戒”(不得做什么)。在大乘菩萨戒中，虽有“十善业道”属于正面的讲法，其实这些讲法不过把“五戒”的内容反过来说而已(参第七章第三节四项)，何况“十善”亦不算是“戒”。
　　反观儒家的规范，所有基本德目(如智、仁、勇三达德、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都是从正面说，而不是从反面(禁止做什么去讲的。有些讲法虽像是反面的(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等)，其实只是对正面规范的一种诠释而已(如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诠为仁的内涵之一种)。
　　亦因两者有如此形式的不同，所以把儒家的“五常”配佛教的“五式”，其实是“五常”涵摄了“五戒”，却不能主说两者是一致的(例如：可以说“不杀”为“仁”的一种具体表现，但不能说“不杀”等于“仁”，因为“仁”的外延大太多了)。这点分辩，在常识上也许有什效用，似是而但若用到伦理学的语言研究上，就值得注意了。
　　４．重点不同
　　综观律藏，佛教规范的重点有二：一为维持僧团和和合(摄僧)．二在使个人能够“修道”。前者简单，无待赘言。后者实际最注重的，就是防制淫欲之戒。以《四分律》为例，比丘戒二百五十条，关于淫戒的，占了三十一条，为全数的八分之一强。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关于淫戒的，占了五十条，是全数的七分这一弱(２９)。问题还不止条数多少，而是淫戒多为重戒，且规范得既广泛又细密。经文甚至有云：“可畏之甚，无过女人，败正毁德莫不由之”(《僧祇律》)，或云：“女色者，世间之重患，凡夫因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间之衰祸，凡夫遭之，无厄不至”(《诃欲经》)(３０)。为何佛教如此重视淫戒？困为人的淫欲正是“生”之源，佛教要人脱离生死，戒律即以断欲为重点，是必然的。
　　儒家的是一种“世间法”，且把夫妇之道列为“五伦”之一，当然反对断欲。儒家规范的真正核心，应该是孝。孝是由“家”产生的，可以推展到整个社会，变成政治动力，故有谓“圣王以孝治天下”。
　　两者重点如此之大异，其结果就当然不同。儒家造成了“家族主义”的世俗社会。佛教强调个人舍世俗最胜的欲望，一方面形成了彻底的人个主义(小乘)，一方面团结成为强而韧的僧伽团体，达成了佛陀的“正法久住”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