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佛教传入中土很早，但是，直至东晋时期，中土人士并未完全领悟佛教的精深教义。曹魏正始年间，新生的玄学思想逐渐成了当时思想界的主流。在这一时期，中国佛教是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一方面举行法会等一般的宗教活动，另一方面译经活动也是卓有成效的。虽然社会由于不断的权力斗争而不太安定，但并没有对佛教的传播和译经产生太大的妨碍。从另一方面，也许由于这样的战乱反而使得中国民众更深地信仰佛教，在佛教提供的彼岸世界之中寻求精神的安慰。从有关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出西晋时期佛教在民间的急速传播。这时期的译经涉及大、小乘经典，由于玄学的流行，般若部经典逐渐成了主流。尤其是，朱士行从西域派弟子送回的《方广般若经》的梵本，由无罗叉和竺叔兰翻译出来，影响甚大。这一时期进行的译经和对“般若”的解释，面对当时流行的玄学学风，只能更多地借用老庄玄学的用语和概念。这种情况对中国佛教的玄学化起了重大的作用，形成了“格义佛教”。

      东晋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转折点。起初，有道安在襄阳、长安对佛教义理的悉心研寻以及对戒律的清整，道安高徒庐山慧远则无论从僧团的管理，还是从佛教义理方面来说，都无愧于佛教领袖的称号。后来，随着鸠摩罗什到达长安译出大批佛教经典，纯正的印度佛教中观思想终于在中土僧人心中扎根。罗什的弟子僧肇、竺道生分别以对般若中观思想、涅槃佛性思想的出色理解和弘扬，开拓出中国佛教发展的新纪元。此后的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便进入了学派并弘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