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世与入世

      与把佛性心性化、人性化相联系，禅宗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出世与入世统一起来。

      在慧能之前，不论是印度佛教还是中国注重传统的佛教，基本上都是走一条注重出世的道路，即便是禅宗的前几祖，也均有重林谷、远人间的倾向，在修行方法上都以独宿孤峰，端居树下，终朝寂寂，静坐修禅为特点，但是到了慧能大力提倡“即世间求解脱”，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用慧能弟子永嘉玄觉的话说，即是“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也就是说，在慧能之前，生死与涅槃，出世与入世，是彼此悬隔的，但慧能之后，生死与涅槃，出世与入世已逐渐打成一片，开始走上注重入世的道路，或者更准确点说，开始走上把出世与入世统一起来的道路。

      例如，作为中土禅宗始祖的达磨，其禅法是以“壁观”著称于世的，二祖慧可也以注重静坐闻名于佛教史，三祖僧璨禅法的特点是“隐思空山，萧然静坐”(《楞伽师资记》卷一)，四祖道信更以山林是托，提倡“闭门坐”，谆谆教诫门人以“努力勤坐为根本”，五祖弘忍对于隐遁潜修更有一套理论，当有人问及修行何以“要在山居”？“学问何故不向城邑聚落”？弘忍说：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山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日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楞伽师资记》卷一)此说与庄子的“不材之材，无用而大用”的说法相类似，都以远离人间不被刀斧故终成希世之大材，栋梁之大用。据说弘忍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自出家处幽居寺，住度弘愍，怀抱真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同上)在《修心要论》中，弘忍还说：“但能著破衣，餐粗食，了然守心，佯痴，最省气力而能有功。”

      慧能之后，禅风为之一变，由原来的注重穴处岩居、山林是托，逐渐发展到提倡先识道，后居山，进而更发展为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的既出世、又入世的“人间佛教”。

      此诚如玄觉所说：“夫欲采妙探玄，实非容易。……其或心径未通，嘱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静者，尽世未有其方。况乎郁郁长林，峨岭耸峭，鸟兽呜咽，松竹森梢，水石峥嵘，风枝萧索。……岂非喧杂耶！故知见惑尚纡，触途成滞耳。是以先须识道，后乃居山。尚未识道而先居山，但见其山，必忘其道。……忘道则山形眩目。是以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阴无我，无我谁在人间。”(《答友人书第九》)玄觉此一“先识道后居山”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佛教界对于处理隐世潜修与入世修行相互关系的态度，亦即修行之关键不在于孤栖远遁，而在于开悟识道。不识道，山中亦喧，识道开悟，人间亦寂，因此，学佛修行，大可不必远离人间，能做到“门前扰扰，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无警色。”(《广弘明集》卷二十四)才算是一等功夫，上乘法门。

      禅宗后人基本上是沿着慧能的路线走的，如神会就不止一次地指出：“若在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不动意念而超彼岸，不舍生死而证泥洹。”(《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大珠慧海也一再强调“非离世间而求解脱”；(《大珠禅师语录》)黄檗希运禅师则更视世间与出世、众生与诸佛“元同一体”，进一步把世间与出世间打成一片。

      唐宋之后，中国佛教出现一股禅净合流的趋势，净土信仰带有较强烈的出世色彩，因此随着净土信仰的流行，加之，佛教界有些人曲解了佛陀关注世间的本怀，对净土信仰也做了片面发挥，至晚清时期，佛教界出现了一种佛教与世间相隔日远的倾向。其时之佛教徒，或隐遁静修，或赖佛求活，佛教非但不关心人生，介入社会，而且与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会自社会。佛教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一种“超亡送死”之教。这种情况引起了当时佛教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改革佛教的呼声渐起：或曰：“在今日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佛教不改变方式不能生存于今之中国。”(引自《太虚大师纪念集》第103页)或曰：“旧时佛教之僧伽制度，非渐变为农林工商以自食其力，势难存立。”(引自太虚《建设人间净土》)或曰：“专就我中华佛教观之，固非有大加整顿，不足应时势之所趋，而适机缘之所宜也。”(引自《海潮音文库》第21卷第7页)这种情形终于导致近、现代中国佛教出现了重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