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宝论1、自序
我追随了一个大众很少有机缘正面了解的群体。他们淡泊名利却能让人深刻体验大悲大喜，常常被社会的各种浪潮裹挟却从不随波逐流，多数是青年却传承着最久远的文化，时常面对死亡却又为生命之花更加灿烂而努力，直面痛苦与黑暗却又给人最多的光明与希望……无论你信与不信，他们就这样真真切切地存在着，穿着古老的服装行走在现代的人群中。他们，就是汉传佛教群体中的“僧”！
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僧人历来都被称作“方外”，是“在世俗社会以外”的一群人的意思，从行为方式上看，他们“不必礼敬君亲”，而且依法免于赋税与兵役，并且不被归属到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中。虽然离群索居，但却异常关注社会大众的生存状态，说：“大众慧命，在汝一人，汝若不顾，罪归汝身”。他们不是不管人类死活的群体。
在中国汉地居住的僧侣，称为“汉僧”，与南传或藏传佛教相比，他们具有鲜明的特殊性。最早，由于文化的不同，在印度很正常的“出家修行行为”，一进入中国，便遭到极大的质疑与批判。因为“剃发染衣，毁弃形好”而出家的主张在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得毁伤”的正统文化面前，实在显得太过叛逆！于是，这个群体开始了与中国主流文化漫长的融合过程。又因为地域及民族心理的原因，进入汉地的僧众，更加表现出与藏地及南传佛教明显不同的人文气质。汉地僧团，在其核心精神的引领下，创立了至为辉煌的“汉传佛教道统”！
在汉传佛教史上，唐代密宗的失传，使佛教群体主流与“上师”这个词汇缘疏，唐代顿悟禅宗的发展又使汉传教团与“内观的安那般那”拉开距离。其后，注重参悟的禅宗和注重持名的净土都或多或少，与藏传佛教或南传佛教的师承模式渐行渐远。加之华夏文化“春秋笔墨”“微言大义”的特性，使得汉传佛教更加地“尚简”和“藐视形式”！
于是，为僧者方堪为师，这种佛教传承者主流身份的定式，便自然而然地显著了起来，“师僧”这个词汇，早已走进人们的视野，只是，人们习以为常地不去分析这个词汇在佛教传承中，有何与众不同。千百年来，中国的僧众以平常心接受着人们对佛法的打击或护持，对僧人的奚落或爱戴。他们充满理性地选择边缘化的生存空间，远离闹市而甘于“天下名山僧占多”。
对于汉传佛教而言，“师僧”是至关重要的概念，因其为师者必定是僧，既无如西藏那样的密教规则，则自然也没有如“在家人活佛”那样的师长阿阇梨。客观地说来，“师僧”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僧众群体，承载汉传佛教住持与教化的一切使命。此群体有别于南传佛教僧团，在断除烦恼的戒定慧三学以外，更富于师徒间的情分。甚至于因此导致了寺庙分工的不同，小庙剃度，大寺参学(小寺庙承担剃度及师徒间的教育任务，大寺院承担大学一样的公众教育责任)。此群体有别于藏传佛教，不像密教上师那样全面地把握弟子的一切，多数时候，他们给予弟子“家无常礼”的宽松教诲。他们需要在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之间考虑折衷之道，因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汉传依止”文化。
身为师长的这些僧侣，教导弟子“足恭伪态，礼之贼”，而一切尊“用心”为至尚；教导弟子“苛察歧疑，智之贼”，而主张于佛法大海中可用“疑情”，但不可滥用“思议”。注定了在依止法的领域，汉地佛弟子及师僧群体之间，必定要出现更为进步的“依止”文化。
旧时代的汉传佛教已成为历史，汉传佛教的特殊性传承并无现成的路线可供全面借鉴，于是，了解其根本性的意涵，成为首要任务。因为，汉传佛教不怕没有形式，最怕不知纲领，形式不备可以再造，纲领不明则永远也无法重建！
正在终日忙碌着的人们，就像一辆辆已然疾驰如飞的汽车，仍在不断加速。车身的温度一天高过一天，飞奔在其热如火的路面上。这辆车并不缺少升温机制，其本身已在快速变热，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它急需降温！只有降温机制，才能保障它安全运行。此时，僧众成为帮助众生回归安宁与平和的重要群体。僧宝将是降温机制的生产者，如守培法师所言：功名利禄，自不能得，自不如彼，心生热闹。若见僧人，逃名避利，安贫乐道，烦恼心息，自得清凉矣！僧宝，是现代人的一剂“清凉散”，人们太需要了！
当今社会各界急需对僧众作正确客观的认识和理解，否则，我们将不断错失僧团为人类带来的种种福泽。僧宝这个群体也急需振作。中国拥有14亿人口，人人都不无烦恼，以现有僧宝教世导俗，远远不敷所需，更何况还存在个别僧侣不能尅尽己责的现象！在如此重大的社会职责面前，僧众急需确知自身价值，明了个人使命；俗众更需明确自身地位，承担护持责任。
作为佛陀的追随者，虽然难以具备承载正法的力量，但出于爱护四众群体的责任，我试着用本书的内容，来阐明僧宝的大义，期望以此努力，能在佛子的心目中，多少摆正一些僧宝的位置！书中虽然没有多少个人创见，但相信其中的主张，能让全新一代的师僧与弟子们，在探索中，更为客观地、通情达理地、远离狂热地，承担起全面传承佛法的伟大使命！读者大众，必将谱写更加伟大的僧宝论！
明贤谨序于江西石门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