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填王所制的佛像被广泛模拟，但也受到过限制。因为有人认为，轻率地模拟可能会减损佛陀的精神和形象。佛陀即将示灭时，弟子们逐渐开始深思佛像的问题，因为涉及到佛入灭以后的佛弟子还有无福报再见佛陀的问题。于是诸大弟子请教释尊应如何塑造佛像。
《造像量度经》记载了佛陀为舍利弗说造像量度法则的因缘。当时，佛正要上升忉利天为母说法，这时舍利弗尊者向佛陀顶礼，问道：“您不在的这段时间，如果有人怀念思慕如来，希望能见到您而发愿制造佛像，那么造像的法度应该是怎样的？”佛说：“我现在是暂时升到天上，在没有返回期间或我涅槃后，如果有这样具备善根的人，想瞻仰我的形貌，并且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利益作福田的缘故，发愿塑造佛像，那就应当遵循量度法来造像。”之后，佛运用相对比例关系，周身详解与佛身相关的尺度，为舍利弗宣说了造像的量度，以便进而做法度方面的深入解析。当时，佛的座下至少已有两位资深工艺师(优填王的工匠与舍利弗尊者)，对造像法度进行了全面学习。
这部佛经是汉传佛教古代译经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因为年代较晚，该经的真实性曾一度受到学者们的质疑。但后来通过国际学术界的反复论证，《造像量度经》的历史依据终于大白天下。学界通过持续的研究，发现在佛教的众多艺论中，总能见到有关量度学的内容。比利时学者魏查理在《造像量度经研究综述》一文中说道：人们常提到的量度学注疏——《广集》乃是跋多波罗于公元6世纪写成的，量度学经典的梵文原本也频频被发现。在《北京版藏文大藏经总目》中，《造像量度经》的原著及注解至少有四种：
A. No.5804，Dasatālanyagrodhaparimaṇḍalabuddhapratimālakṣaṇa，《如尼拘楼陀树纵围十搩手之佛身影像相》，即《造像量度经》(Pratimālakṣaṇa)；
B. No.5805， Saṁbuddhabhāṣitapratimālakṣaṇavivaraṇa，《佛说造像量度经解》，是对《造像量度经》的注疏；
C. No.5806，Citralakṣana(of a crakravartin)，《(转轮法王)画相》；
D. No.5807， Pratimāmānalakṣana，《身影像量相》，也称Ātreyatilaka。
除了《画相》的梵文本尚未被发现，其他三部经典的梵本都完好尚存。A、B和D的藏文本是由藏人扎巴坚赞和印度人达磨多罗合作译出的。《造像量度经》的汉文本则由清朝的工布查布译自藏文，他还撰作了《造像量度经引》、《经解》与《续补》(编在经文前后合为一部，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
根据《造像量度经引》记载，自东汉时期佛像由印度传入中国开始，举凡造像都以印度请来的佛像为模式。制作秘诀，由造像的工匠们以口传身授的方式世代相承，这是中国特有的汉唐佛像的主要制作途径。
到了元代，尼泊尔艺术在中国的影响如日中天。
当时蒙古皇帝忽必烈崇信佛教，拜西藏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曾从尼泊尔请来很多能工巧匠，在西藏建造黄金塔。塔成后八思巴回朝，将其中技艺超群的阿尼哥也请到了京城。阿尼哥在土木建筑、佛像塑绘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那时宫中有一尊针灸铜人像，年久损坏，之前的工匠们无人能修，阿尼哥奉命进行修补，修缮得精美绝伦，于是名声大震。
阿尼哥受到重用，成为忽必烈宫廷中重要的艺术家和官员，其一生在中国佛教建造史上留下了很多奇迹。他在北京设计建造的白塔寺，至今完好尚存。
《造像度量经》的译者工布查布是蒙族人，出生在蒙古乌朱穆秦奇渥温部落。他为人朴素耿直，深通五明，精研造像。幼时工布查布便承康熙帝鞠育之恩而为仪宾(即外事官员)，因而与藏区高僧多有接触，精通藏语。雍正时他担任西番学总理，负责藏事工作，监管翻译事宜。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工布查布创译《造像量度经》，时任“大清内阁掌译番蒙诸文西番学总管仪宾”，当时诸多高僧大德以及庄亲王允禄(爱月居士)均为之作序[1]。
对于本经的翻译因缘，工布查布曾在《造像度量经引》中自述云：
余先在恩师敕封弘教三藏广智法王宝榻前亲受《密集》曼那罗尺寸时，并得佛像及塔之尺寸，附安藏法要集偈番本。虽未能熟习，亦自知珍惜之，盖慎藏而弗失者有年矣！今中土之佛像，有所谓汉式者，有所谓梵式者……然迄今历代，竟未译出其经传。若有离宗失迷口授尺度久讹不归者，固无可评正矣……
予平素留意于斯，然非用佛说经义，莫能证鉴，故每为之迟迟。适陕西洮州敕赐禅定寺崇梵静觉国师喇嘛来朝，晤于公署……国师赠经之模本，并图像五篇，俱择日而程其功……仰赖佛力，已获垂成。凡我同好，永远供为资粮矣！
工布查布对于促进汉、藏、蒙等民族文化交流也有巨大贡献。他完成了很多满文经典的蒙文翻译工作，并参与了清代各种语言《大藏经》的出版。他还将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完整地译成了藏文。
以上大致呈现了佛像开始出现，逐渐形成敬造规范以及这类法度流传的过程。汉唐以来的佛教造像多以印度传来的成像作为样本，进行建造，即所谓“汉式”(或称“唐式”)；而元代及以后，佛教造像多受藏本《造像量度经》及阿尼哥传入的“梵式”造像影响。这基本上是后出佛像的来源。
[1] 如当时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大师序云：“……其术世称为量度经传，流通圣方，及诸番地。自汉明帝初入于中华，迄今千有六百余年。虽信心瞻礼，频示形容，而工业仿效，实未尽真迹妙之矣。今有番学大人工某者，生平乐学习之业，怀弘济之念，寒暑不墆。益久弥勤因见佛像传塑，规仪未尽，乃特译出《舍利弗造像经》，亲加注述，弘缄具备，而属予考订。予细阅数次，喜自不胜，因规校一切，详加厘定，题诸经首，以记予随喜之志云耳。”(《大正藏》卷21，第936页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