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名僧的高僧
见到济群法师，他正在西园戒幢律寺一间独居的禅房内盘腿打坐，墙壁上的一副对联巧妙地嵌入了法师的名号，“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法师身前的小几放着茶道的全部用具。合十见礼，彼此坐下，法师一袭灰衣，面带祥和微笑，斟泡手法娴熟。
法师现在的功课和生活分处苏州和厦门两地。在苏州西园寺时，以教学、弘法为主，并处理佛学研究所的一些事务，接待高校、信众、专家的来访也要占据一些时间。剩下的时间，就用于禅修。在厦门南普陀寺，他有一间单独的禅房在半山上，在那里可以静心修学，并修订一些佛学文稿。另外，会有一些外出演讲的任务。
何谓“高僧”
济群17岁剃度出家，这在佛教中称为“童真入道”，而他与佛教结缘，却在更早之前。他说：我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出家的。
出生闽东的济群，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双亲带领下，全家信佛，吃长素。济群幼年的印象中，家里常有许多僧人来住宿、吃饭，而母亲总是热情招待，家里每天早晚都念经拜佛。一年秋天，母亲发心到福建东部支提寺帮忙修补藏经，当时14岁的济群也跟着同去。
人物周刊：童真未开时便身入佛门，等成年后了解自己将终生寂寥山门，会不会动摇幼年的直觉选择，曾有过困惑迷惘的时期吗？
济群法师：童真入道有利有弊，弊端就如你所说，有些人出家时年纪太小，对社会缺乏了解，往往缺乏免疫能力，且多半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不利于将来对佛法的深入研究。但这也有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年龄小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修学佛法；一是有利僧格的养成，因为一张白纸更容易接受佛法熏陶。就我个人来说，机缘一直比较顺，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很好的环境，而且，我天性就非常喜欢、非常适合寺院的生活。
在我看来，寺院生活是清净自在的，而非大家以为的寂寥。当然，如果还有世俗需求，便很难享受这份清福。就像很多来到寺院的人，虽然也喜欢这种清凉之境，但呆上几天后，却宁愿回到红尘中打拼。因为他们还需要到社会上做些什么来证明自己，来获取自己向往的一切。我的出家虽然比较感性，但随着修学的深入，却更坚定了这一选择。尤其是因为弘法而对社会有更多了解之后，越发认识到世俗生活的荒谬。相比之下，我觉得追求真理、智慧、解脱的人生才是最有意义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判断一个僧人是否是“高僧”的标准是什么？中国现代、当代史中有哪些您仰慕的高僧？
济群法师：现代人，往往将“高僧”和“名僧”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古已有之。早在南北朝时期，慧皎所著《高僧传》中，即对“高而不名”和“名而不高”作了区分。所以，我们不能仅凭名声来作出判断，就像社会上的很多名人，其道德素养未必能作为大众楷模。当然，也有很多既高又名，名至实归的大德。
我所理解的高僧，是依戒定慧三无漏学修行有成者。首先是持戒，具足清净无染的言行；其次是得定，拥有祥和寂静的心态；第三是具慧，拥有透视人生、超越生死的智慧。除了这些内在学养，还要有济世的悲心，平等关爱社会大众。所以说，是否高僧，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命品质，而非外在的身份、地位、名声。
在近现代，我所仰慕的高僧有许多，如太虚大师的博大胸怀、弘一律师的严谨作风、虚云老和尚的苦修精神，都是我深深景仰的。
《人物周刊》：具体地说，您认为一个出家人，特别是寺庙的方丈、高僧，他的主业应该是什么？他在社会生活当中应该扮演(担当)怎样的角色？
济群法师：作为一个出家人，主业就是内修和外弘。内修，即通过修行完成生命自身的觉醒和解脱；外弘，即帮助大众达到同样的目标。换言之，就是自觉觉他。如何才能抵达这一高尚的人生目标？首先要听闻佛法，获得正确观念，其次是以佛法正见重新认识人生，然后通过戒定慧的修行，彻底消除烦恼，成就解脱。作为出家人，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还要看到芸芸众生也深陷于迷惑和烦恼中。所以，要在自己自觉的基础上，发起帮助一切众生的愿望，并将之作为尽未来际的使命。
作为寺院的方丈、高僧，首先是一个出家人，自然也离不开内修和外弘两大任务。当然，应该比普通僧众做得更出色，因为他们还肩负着领众修行的责任。至于在社会上，则应担当精神导师的角色，起到化导社会、净化人心的作用。
清修还是旅游的发展之争
对少年济群来说，到了鼓山涌泉寺，他出家的心愿才真正机缘成熟。他从普雨老和尚正式剃度出家。当时的职责是在客堂当照客。这个差事，有点像宾馆的服务员，负责扫地、打开水、倒茶、洗茶杯，还管客房的钥匙，给客人开门。
鼓山涌泉寺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千百年来高僧辈出。文革期间，寺院被园林管理部门接收了，寺院中的和尚有的被遣送回家，有的被迫还俗，有的在批斗声中上吊自杀，有的被园林部门收编为职工，不准他们穿僧装，尼众必须重新蓄发。济群刚出家时，在涌泉寺看到的出家人几乎都是穿俗装。济群的剃度师父普雨老和尚，文革中被打为黑教头，守在寺院中，做邮差、挑粪、种地，每月政府发给他20元生活费，但老和尚一直坚守在鼓山，不论社会风浪多大都没有离开。1979年，在老和尚的努力下，涌泉寺率先落实了宗教政策，归还僧众管理，济群就是那时来鼓山剃度的。
济群出家几年后，他的父母也相继遁入空门。1980年，济群成为中国佛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人物周刊》：我注意到，苏州西园寺作为您的弘法基地，也是众多僧侣的清修之地，但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风景点，这中间如何平衡？
济群法师：现在各地政府都大力发展旅游，大环境如此。但西园戒幢律寺并没有特别在旅游方面下功夫，没有和旅游部门“主动挂钩”(笑)，所以游客不是很多，比很多名刹古寺差得远。这里的普仁大和尚发愿弘扬佛教文化，专门成立了佛学研究所，一方面是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一方面是弘扬佛法，化世导俗。西园寺的僧人不参与旅游服务，所有给游客提供方便的服务都由在家人承担。
《人物周刊》：对河南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为发展旅游推动地方经济有功，政府奖励名牌汽车这件事所引起的争议，您如何看？
济群法师：我对少林寺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无法具体评价这件事。目前，确实存在鼓励寺院发展旅游经济的大环境。过去我们很重视寺院的清净，但是清净和发展之间，有时也会有深层次的矛盾。以西园寺为例，这里游客不算多，每年收入如果维持僧人的生存和清修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要建设发展，就需要资金来源。西园寺最近新盖了“三宝楼”，未来将成为大规模的教学和弘法场所，这个楼的基建成本就是几千万。钱从哪里来？自然就存在一定困难。又想保持清净，又要适当发展，这中间确实有很多无奈。
但无论如何，如果放弃佛教之本，一味追逐利益，那肯定是“不如法”(违背佛教教义)的。
寺院，佛教也称为“道场”，是提供出家人修行办道的场所。对社会的外化功能主要有二：一是净化世间，普度众生。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帮助众生净化心灵，解决人生烦恼和困惑。二是承担相应的慈善事业。因为寺院的信誉度较高，可以牵头组织善行义举，这在传统寺院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你们一定在电影电视及文学作品中看过，古代的饥荒之年，寺院会出面散粥，并为一些贫苦的读书人提供帮助等。目前，台湾教界在佛教慈善事业方面就做得比较好。
人物周刊：佛教界对善款的管理有哪些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定？
济群法师：善款首先要来源正当，其次要尊重施主意愿，如果施主说明款项用途，不可随意更改。至于具体管理，佛教中最权威的规定就是戒律。此外，佛教特别强调的因果法则，也是培养自觉性有效途径。丛林中，老和尚经常会教导大众珍惜施主供养，所谓“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真正体认到这一点，就能从根本上杜绝管理隐患。当然，仅仅依靠自觉还不够，还需要相应制度进行制约和分配管理，使每一份善款得有最有效的利用。
佛教是心灵的智慧
“我平时读书累了，就会去山上走走，或者到海边漫步，或独自沉思，或带上几个学生，或偕同一些朋友，在一种很放松的状态下，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一些人生问题。”他在厦门南普陀寺清修的禅房，位于后山半山腰的阿兰若处，远离喧嚣，每天爬山很方便。
济群法师在我身前时走时停，为我指点，我注意到他走路的方式与我大相径庭。他提步很轻，几乎没有声音，上身也不会因出脚而起伏或改变左右重心，仿佛在平移，只有大褂的后裾随之均匀地飘忽拂动，状极优雅。
济群法师称自己是“山野之人”，甚至，是“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管人管事，更害怕介入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管，我讨厌无谓的应酬，没有办法去干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会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勉强干些不愿意干的事，更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因此，在教学之外，他谢绝一切社会头衔和行政职务。
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研究生期间，济群等法师萌生了向大学学子传授佛教文化的念头，他们与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佛教文化研讨班”，第一期就招了80多名学生，内容有讲座、参访寺院、禅修、座谈，半个月下来，效果很不错。接着，他们又办了第二期、第三期，后来干脆在厦大成立“青年禅学社”，长期为大学生开设佛学系列讲座或专题讲座。后来，他将这一做法带到苏州西园寺，寺院弘法部专门开办了“青年学佛组”、“青年学佛进修班”，利用周末的时间为青年人开办讲座，举行共修。
人物周刊：人们对宗教有很多理解上的偏差，而佛教本身也博大精深、教派众多，您修学近三十年，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概括佛教，什么是佛教？
济群法师：佛法是了解生命真相的智慧，究竟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
人物周刊：佛教中，“受”与“施”的界限如何设定？即佛教界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又应该为社会贡献什么？
济群法师：佛教有接受供养的传统。佛陀时代，僧众不事生产，托钵乞食。其意义有二，一是令僧众全身心地追求解脱，利益众生；一是令众生通过供养而培植福田。至于可以从社会得到什么，这涉及发心等问题。佛弟子中，有“声闻行者”和“菩萨行者”之分，前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发愿带领大众共同解脱。相应的，行为规范和受持戒律也有所不同。依声闻戒，除生活必需的衣、食、住、医药外，不允许拥有过多个人用品。关于此，律中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依菩萨戒，则应广泛利益众生，这就必须多事多业，凡对众生有利的事都尽力而为，这就需要相应的财力和物力。如果发愿利益大众，是直接或间接用于弘法事业，并且不违背戒律的基本规范，那么，得到什么都是可以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为了个人享乐。
佛教能为社会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佛教能为社会提供健康的宗教信仰。如果传统宗教得到保护，并有良好的传播环境，以此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并为他们阐明辨别真伪的标准，各种邪教就不再有可乘之机。其次，佛教能为社会提供正确的人生观念。在今天，很多人活得非常迷惘，自杀率居高不下，抑郁症与日俱增，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对人生的真正价值缺乏省思，这就很容易迷失方向。第三，佛教界能为社会发挥慈善的功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现象日益悬殊，这也导致种种不安定现象的产生。在福利制度尚未健全之前，依赖社会力量开展慈善活动，是调节贫富关系的必要途径。宗教团体具有较高可信度，应当发挥自身优势。第四，寺院能作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家园。在这个浮躁喧嚣的世间，人们越来越需要一个让心灵休息、让精神升华的驿站，在这方面，寺院还有很大的潜力有待发挥。
《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