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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教法史上的汉族高僧


当然,我的意思并非刻意地强调种族差异:)但藏传佛教史上确实有过不少其他民族的“血液”,较多地象蒙古族、土族。其中亦不乏汉族高僧。就目力所及,略述一二,民国以后的高僧因为大家多半熟知,就一并不收录了。

(一)拉仁巴格西

说起汉族拉仁巴格西,大家多半会以为密悟格西是唯一的一个(什么“珍珠”就不谈了吧),其实在这之前至少还有一位,并起还建立了转世系统。

据《安多政教史》P124记载:

“……当时还有……色拉寺的汉族格西罗桑吉美等许多着名格西。汉族格西罗桑原为拉卜楞寺的僧人,是色拉寺麦扎仓拉仁巴。被东科尔呼图克图带至安多,定居在东科寺,有转世化身。”

(二)夺舍转世的东科尔活佛

格鲁派中,夺舍记载似乎不多见,这是一位,而且非常有名。从这世起,这个转世系统成为朝廷“驻京呼图克图”。

第四世东科尔:多居嘉措,1621-1683。

凉州汉族。据《安多政教史》记载,三世东科尔“圆寂”(1639年)后,“遗体”运往喀木东科尔本寺,形至苏曲河畔,遇一刚“死”的19岁汉族青年正送往墓地……该青年“死”而复苏,自称是“东科尔”!(咣当——夺舍转世,见过吗?!汉人?!藏人?!可见“藏”、“汉”、“男”、“女”……都没太多真实意义)该青年遂同三世“遗体”一并送往喀木东科尔本寺,途中,由一世却藏南杰班觉剃度出家,授名嘉央嘉措,是为第四世东科尔!

1646年入藏朝拜,从四世班禅大师罗桑确吉坚赞受比丘戒,法名多居嘉措。在藏极受“伟大的五世”及固始汉等人的器重,受“五世”指派赴安多弘法。

1647年,于天祝天堂乡创建天堂寺,曾为该寺寺主。

1648年,于青海湟源县建东科尔寺,次年被召至北京,授予“诺门汗”之名号。康熙初年返乡,调解当地格鲁、宁玛派系纠纷。1665年奉旨回京,康熙授予“蛮朱什利禅师”(即“文殊师利禅师”)印、封,自此历世都作为“驻京呼图克图”,任职京师。

《安多政教史》里还记录了这一段话:

“一般来说,虽值得思考,但也很有必要。圣·噶丹充分于以肯定,说道:

密乘乃是佛教之精华,以此慈悲顺利夺舍者,具祥多居嘉措来转世。”

《安多政教史》说“45岁圆寂”,那是从“转世”那个时候算起的。

(三)大吉活佛

第四世:降央吞珠: 1853年生于江西计安府,二岁时父亲到康定做官,随父到康。一天家里人抱其上街,在街上看见上一世的管家阿旺扎巴,他就喊了两声:“ 阿旺扎巴”, 阿旺扎巴回头一看,只见一大人抱一小孩,等他反应过来,大人已将小孩抱走,未让阿旺扎巴与小孩说话。后来管家慢慢了解到这个小孩是当官人家的,他去要求,这家人不给,管家回庙求问护法,活佛能不能找到,护法叫不要去找,以后会回来。8岁时,他家附近来了一位西藏客人,客人回藏时,他就悄悄随客人走了,到拉萨在客人的帮助下,住在色拉寺读书,后来考上了格西,十一世达赖说他是汉族里第一个格西,特赐了他一个堪布的名称。回康定后,父亲还在世,不让他远走,在安曲寺住,在安曲寺当了三年堪布,父亲去逝后,他就回南无寺,当了四年堪布后就坐静讲经、传法,于1921年(68岁)圆寂。

(四)章嘉活佛

二世章嘉活佛,大概是汉族格鲁僧人中最负盛誉的的高僧了。

章嘉系统驻京始于二世阿旺罗桑却丹(公元1642——1714年)。他出生于湟水南岩伊格沟的达秀村,疑在今青海省湟中县境内,父名张益华,系一移居海的山西商客,母名塔摩措,藏族,笃信佛教。出生不久,被当时任龙合寺法台的一世丹麻·崔臣嘉措(公元1587——1665年)选中,并禀报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认定为扎巴鄂色的转世。5岁时,即被送往龙合寺学习藏文,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迎来郭隆寺学经,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去西藏朝拜,学经于哲蚌寺郭莽扎仓,3年后五世达赖喇嘛授给比丘戒,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获哲蚌寺“林塞噶居”学位,然后转入下密院学习密宗,并于前后藏地,访拜大德名师,从而学通显密,成为一代名僧。二世章嘉在藏求学23年,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3年)40岁时返回郭隆寺。他在藏学经期间,阿旺罗哲嘉措是其主要经师。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阿旺罗哲嘉措奉命去外蒙古调解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之间的纠纷,途经青海郭隆寺,因师徒关系,携二世章嘉同往。在外蒙古,经他们宣谕劝说,使两部和好如初。翌年,二世章嘉随师进京具奏,受到康熙帝嘉奖,是为章喜系统与清廷直接联系之始。康熙二十年(公元1688年),二世章嘉回到郭隆寺,任该寺第二十任法台两年。他与和硕特蒙古首领达赖洪台吉联系密切,曾亲往青海湖牧地授法、治病、禳灾、荐亡等,进行宗教活动。《卫藏通志》辑《御制语录后序》称: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康熙帝以他“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西藏蒙古中外诸士之所扳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召来北京,尊为他的讲经喇嘛,驻锡法源寺。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二世章嘉奉命去西藏向刚公开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送封文,道经宁夏、青海,顺路劝导达什巴图尔等青海蒙古首领内附清廷。第二年从西藏返回交旨。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多伦诺尔汇宗寺建成后,康熙帝授权他为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条之扎萨克喇嘛,住持汇宗寺。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被封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赐金册金屯,印重八十八两八钱八分。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康熙的第四子拨款购习巴图咱那的房舍,扩建法源寺,维修各殿,翌年竣工,清朝赐名嵩祝寺,成为章嘉梵修之所。二世章嘉在北京、内蒙等地传教深得清廷赏识,雍正九年的《御制善因寺碑文》中说他“道行高超,证最上果,博通经品,克臻其奥,有大名于西藏诸部,蒙古咸所尊仰”,要蒙古各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对章嘉呼图克图“敬信无二”,“率其部众,听从诲导,胥登善域”。《蒙藏佛教史》载,康熙帝还面谕二世章嘉说,蒙古各族奉法,“均尔一人之力,黄教之事,由藏乐向,均归尔一人掌管”。自此,章嘉成为格鲁派在内蒙古地区的最高教主,与达赖、班禅和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并称为黄教“四圣”。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乾隆钦定驻京喇嘛班次,章嘉为左翼头班,位居各驻京呼图克图之首,赏御用金龙黄伞、黄车,地铺黄毡,可“乘轿车自由出入东华门”。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五月二十六日,二世章嘉于多伦圆寂。年底,其遗体龛座运回郭隆寺。他一生着述7函,多为佛学着作,附于北京版《丹珠尔》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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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宋齐梁陈隋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时成百归无十,后人焉知前者艰。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障力疲惮;后贤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