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秀门弟子

　　神秀门下人才济济，所谓“升堂七十，味道三千。”《景德传灯录》记神秀法嗣十九人，其中以义福、普寂、景贤、惠福四大弟子为首。《楞伽师资记》曰：
　　洛州嵩山普寂禅师，嵩山敬贤禅师，长安兰山义福禅师，蓝田玉山惠福禅师，并同一师学法侣应行，俱承大通和上后。少小出家，清净戒行，寻师问道，远访禅门。……诸师等奉大师十有余年，豁然自证，禅珠独照。大师付嘱普寂、景贤、义福、惠福等，照世炬灯，传颇梨大镜。
　　自神秀死后，这些弟子均受到帝室官僚的优礼，声名显赫，成禅宗一时之盛，当时天下坐禅人对这四大禅师评价曰：“法山净，法海清，法镜朗，法灯明。宴坐名山，澄神邃谷；德冥性海，行茂禅枝；清净无为，萧然独步；禅灯默照，学者皆证佛心也。”四人中真正以弘扬东山法门而影响巨大的，是义福和普寂。
　　（一）义福禅要
　　义福（６５８－７３６），俗姓姜，上党铜鞮（山西沁县）人，幼慕空门，遵母遗训出家，年甫十五，游历于卫、邺地区，好《老》、《庄》、《书》、《易》之说，后于汝南中流出灵泉寺读《法华》、《维摩》等经，又至东都福先寺，师事杜聉法师，广习大乘经论。后听说嵩岳大师法如开演不思议法门，“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既至，而如公迁谢，怅然悲愤，追践经行者久之。”三十二岁时始落发具戒，遂辗转到荆州玉泉道场拜谒神秀大师，居约十年。乃至神秀死于东都，惟有义福“亲在左右，密有传付，人莫能知。”即于此年，自嵩岳寺应邀至长安，于终南山化感寺栖置法堂，宴居廖廓。外示离俗，内得安神。二十余年不出寺门，尽心开演神秀禅慧之业。开元十年（７２２），应长安道俗之请，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７２５），玄宗东巡河洛，特令赴都，居东都福先寺。十五年（７２７）放还京师。二十二年（７３４），复令入东都，居南龙兴寺。开元二十四年（７３６）卒，年七十九。葬于龙门奉先寺北冈，赐谥曰“大智禅师”，中书侍郎严挺之躬行丧服，撰《大智禅师碑铭》。
　　义福当时在两京之地影响甚大，一则他是国师神秀的门人，另外他也得到了唐玄宗的优待，以及当朝官吏如兵部侍郎张均、太尉房官、礼部侍郎韦陟的信服敬重。据载，义福在终南山化感寺时，不远千里来求道者“腾凑物心，延袤山谷”，其中不乏“负才藉贯，鸿名硕德”的“息心贞信之士，抗迹隐沦之辈。”义福在当时，号称“道望高峙，倾动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比卖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后住南龙兴寺，“靡然向风者，日有千数。”义福卒后，其葬礼也十分隆重。“灭仪法事，尽令官给。缙绅缟素者数百人，士庶丧服者有万计。自鼎门至于塔所，云集雷动，信宿不绝。”可见义福当时之威望和影响，严挺之总结说：“禅师法轮，始自天竺达摩，大教东流，三百余年，独称东山学门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 遞相印属，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义福）二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茲矣。”义福既是一代名僧，又是禅法正宗传人。
　　义福在当时是以禅慧名世，开演颇多，但记载他本人思想及言论的文献甚少。据载，他在神有门下所行是“摄念虑，栖榛林，练五门，入七净，毁誉不关于视听，荣辱岂系于人我？或处雪霜，衣食罄匮，未赏见于颜色有厌苦之容。”从此记载中可看出，义福仍保持了苦乐随缘、任运自在、无所怨行的禅者风范。其禅修内容大致不出“练五门、入七净”。所谓“练五门”即是宗密于《圆觉经大疏钞》中所述北宗的“五方便门”，前已叙述。所谓“入七净”，出自《维摩诘经.佛道品》鸠摩罗什对于“七净华”的注。鸠摩罗什谓“七净”为：（１）戒净，即身口所作，无有微恶；意不起垢，亦不取相，亦不愿受生。（２）心净，三乘制服烦恼心、断结心，乃至三乘漏尽羽。（３）见净，即见法真性，不起妄想。（４）度疑净，即见解深透而断除疑惑。（５）分别道净，即善能分别是非，合道宜行，非道宜舍。（６）行断知见净，证得无学尽智、无生智者，能知见所行、所断，，而通达分明。（７）涅盘净。从义福所修“五门”“七净”来看，他仍未旁然无顾，率性直性，直探心源，依然继承了乃师神秀“拂尘看净”、去妄存真的禅法，显得过于拘谨、小心。《碑铭》说他“苦身励节”、“律行贞苦”，或许这是由他王家禅师的身份所限定，无法像山林禅者那样任他风清月白地洒脱自在。再看看他最后的教诫是：“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当自勤力，以济神用。”这完全是神秀“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翻版，汲汲于摄心息妄，刻意去炼法修心。严挺之总评说：“苦已任真，旷心济物；居道训俗，不忘于忠孝。”这全然是皇家和尚的口吻。
　　（二）普寂心宝
　　普寂（６５１－７３９），俗姓冯，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一说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原游学于儒典，后弃俗求道，依大梁壁上人、东都端和尚、南泉弘景和尚等处听经受戒学律，深觉为文字所缚，隐居嵩山半岩。“布褐一衣，麻麦一食”，曾欲投少林法如禅师，未至而禅师已卒，“追攀不及”，转谒荆州神秀禅师。师事六年（一说七年），“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久视中（７００），武则天召神秀赴东都，神秀因荐普寂，乃度为僧。后中宗闻神秀年高，特下诏令普寂继神秀“心宝”，代神秀统其法众。及神秀卒，天下好释氏者的咸师事之。开元十三年（７２５），诏令住都城敬爱寺。十五年（７２７），玄宗将幸东都，诏义福从驾，普寂留都兴唐寺安置。“由是法云偏雨，……闻者斯来，得者斯止，自南自北，若天若人，或宿将重臣，或贤王爱主，或地连金屋，或家蓄铜山，皆毂击肩摩，陆聚水咽，花尽拂日，玉帛盈庭。”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普寂终于洛阳兴唐寺，寿八十九。诏曰：普寂“资于粹灵，是为法器，心源久寂，戒行弥高。……宜稽其净行，锡以嘉名，示夫净来，使高山仰止，可号大照禅师。”出丧之日，盛况空前，《大照禅师塔铭》载：“金棺发轫，卤簿启行。或两都倾城，或四方布路。持花者林指，执绋者景移。三条之中，泣泪如雨；重城之外，号叩若雷。彩云二时，自都达岳；白露数里，弥川偏空。”《宋高僧传》卷九也说：士庶“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普寂在中宗以后，一直是两京禅系领袖，同时也是全国禅众的一面旗帜。
　　自武后则天迎弘忍门徒入京，中宗、睿宗独尊神秀一支，北宗一直是钦定的禅宗正统，神秀死后，义福控制两京，而以居于洛阳的普寂势力最盛。开元以来，普寂被视作北宗嫡传，号称七祖，直至刘禹锡时还承认，中夏之中“言禅寂者宗嵩山。”在唐宋的佛典中，嵩山即是指由普寂继承的神秀禅系。唐中宗诏于嵩岳寺为神秀追造十三级浮图，敕令普寂统帅僧众，都表明了普寂的帝师身份。李邕撰《嵩岳寺碑》，列达摩以来的传承，以“忍遗于秀，秀钟于今和尚寂”，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
　　普寂的禅法基本与义福一致，共同承继了神秀的禅学思想。普寂在神秀处时，曾充僧使，其所作为为他人所不能为。因而深得神秀器重，尽其道授之。神秀所授心宝，即是：“良马易进，良田易平。加之思修，重之勤至。宝镜磨拂，万象乃呈。玉水澄清，百丈皆见。衡山之石，更悟前身，新丰之家，自然本处。”心法相传，普寂由此所修得的则是“心无所存，背无所倚；都忘禅睡，了悟佛知。”普寂以此为准，深悟禅理，“如此者复地年，大通和尚深赏重之。”开元十五年，唐玄宗在诏书中赞颂普寂的禅法说：
　　其始也，摄心一处，息虑万缘，或刹那便通，或岁月渐证。总明佛体，曾是闻传；直指法身，自然获念。滴水满器，履霜坚冰。故能开方便门，示真宝相；入深固藏，了清净因；耳目无根，声色亡境，三空圆启，二深洞明。
　这说明普寂的禅法仍然是神秀思想的延续。摄心于一处，息虑万缘，对境不起，经此“磨拂”、“看净”的功夫，自然便可“刹那便通”，或者“岁月渐证”，即可以先渐修而后顿悟，也可以先顿悟后渐修，所谓“开顿渐者，欲依其根。”证悟者的顿渐之别，只是全凭众生不同的要根机，这是一种较有新意的说法。经过学习经论，总明佛体之所在，便可直指法身，自然获念。即自识本性，六根不为诸境惑，了知佛体在心中，这一修习过程，便也如“滴水满器，履霜坚冰”，这一思想所显示的是地道的北宗禅系风格。
　　此外，普寂与义福同样注重戒律在禅众修行中的作用，据说他在决心转入禅门时，已经认识到“文字是缚，有无是边，盍不以正戒为墙，智常为座？”他的最后遗训中有“尸（戒）波罗蜜是汝之师，奢摩地（定）门不汝依处。”坚持传统佛教中的戒禅并行，强调了戒律对于当时禅众僧团的重要性。《宋高僧传》说他“严重少言”，其性凝重，持戒清慎，从不张伐其德，“远近尤以此重之”，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国师、禅学领袖的职责所在。
　　史载，神秀虽受帝王推重，然未曾大规模地聚众开堂演法，所谓“云从龙，风从虎，大道出，贤人睹，岐阳之地，就者成都；华阴之山，学来如市，未云多也”！亦只是就其影响而言。而普寂自中宗时代其师统摄禅门，于京城广行弘化，三十余年间使禅门大盛。他的门徒较义福更多，所谓“摄之孔多，学者弥广”，在当时全国禅门派系中，他的宗系势力最强。李邕所撰《大照禅师塔铭》说：“四海大君者，我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之谓也；入佛之智，赫然为万法之宗主者，我禅门七叶大照和尚之谓也。”在开元盛世，唐代第一大手笔的李邕将禅师普寂与皇帝玄宗相比附，足见普寂其时之声望。时人誇曰：“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不可思议。”相比之下，当时慧能一系尚局限于岭南一隅一地传教活动，其禅门远默默无闻。故宗密说：
　　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朝臣归崇，敕使监卫。雄雄若是，谁敢当冲。
　　尽管此段话中语气不无夸张成份，但北宗一系在当时的确是声势浩大。所谓“两京之间，皆宗神秀，”“北宗门下，势力连天。”于半个世界内成为禅界分认的正统禅学所在。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曾几何时，显赫一时的北宗基业竟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灰飞烟灭。到一百年后，柳宗元在撰写《赐谥大鑑禅师碑铭》时，竟然会高唱“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这是禅宗史上的一次巨变，而这一扭转乾坤者，便是慧能的弟子荷泽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