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佛教的历史地位
方立天
汉代传入佛教以来，长安佛教伴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日趋兴盛，迄至隋唐时代，更是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也演为世界佛教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观。探讨汉唐长安佛教这一宏伟而又罕见的历史景象，是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的。汉唐长安佛教形成的地理历史原因是什么，汉唐长安佛教的基本内涵和特色为何，又有什么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这是本文要探求和论述的基本内容。
一、 长安：地理、历史的坐标
汉唐时代，佛教在长安这个地方得以兴盛繁荣不是偶然的，它既有明显的地理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正是特殊的地理和历史两大因素的结合，造就了汉唐长安佛教的宏伟壮观景象。
长安(今西安)，地处陕西渭河平原，也即关中平原中部。关中地区，南有秦岭，北有北山山脉，气候温和湿润，自然水系丰富，经过长期冲积，形成了肥沃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这片千里沃野，农业生产发达，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为著名的麦棉之乡。关中平原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盛产谷子、糜子等。关中平原南部为陕南山地，盛产亚热带农林产品。关中平原与南、北两地区构成经济生产的互补优势，能够基本上满足当地人口的生活需要。
中国早期国家的地域是西周分封形成的基业，统辖范围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西是渭河流域，东濒大海，北至燕山，南到长江。[①]这一地域长期来构成为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地区。长安地处上述核心地区的西端，既是中国西北地区通向东南各地的门户，也是西部地区南北交通的枢纽，同时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为中国古代联结东西方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的重镇。长安这座古城在古代中国国家大格局中具有显著的区位特色和特殊的区位优势。
《宋史·李纲传》云：“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自秦汉至唐代，建都中原的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军事政治势力，中原王朝国土的开发主要也是西北地区。西北不同民族统治者有的也以迁徙、拓展中原土地为目标，而关中地区是其首当其冲之地。关中就成为不同军事政治势力势所必争的地区，而处于这一地区的长安，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自然成为定都的首选理想之地。自汉高祖定都于长安始，此后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东汉、三国魏、五代唐皆以此为陪都。在定都长安的诸王朝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前赵是匈奴人、前秦是氐人、后秦是羌人、西魏和北周是鲜卑人。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推动了游牧文明区和农耕文明区“混而为一”统一局面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至唐代更出现了“胡越一家”的格局。长安作为古代中国长期的政治中心，记载了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光辉历史。
泱泱大国千年古都长安，也是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前来中国的外国商人、政界人士、文化人、宗教传教士等多云集于此。早在西汉时长安城内就有专为外国人而设的居住区，到唐代，侨居长安的外国人，多时数以万计。唐王朝与数以百计的国家和地区有交往、联系，一时出现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接受“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长安当时是一流的国际大都市。
长安早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就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之一，到隋唐时代更成为全国最大的佛教中心。印度、西域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而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正是佛教向中国内地传布的首站。长安作为国都，自汉初以来就由中央管理各种宗教信仰，各地的种祇都被建祠于此地，成为尔后历朝中央政府管理宗教的传统模式。相应地，当时各种宗教的代表人物也纷纷涌来，聚集长安的城内或郊区，传播、弘扬宗教教义。十六国和北朝时期，一些信仰佛教的西北少数民族内迁，在长安建立政权，佛教一时异军突起。少数民族统治者出于高扬本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更因政治统治的需要，高唱“佛是戎神，正所应奉。”[②]既反映戎、汉间的张力，也表现出用佛教价值观念影响汉族力求民族融合的努力。二秦期间，为长安成为北方乃至全国的佛教中心奠定了基础。隋唐时代，长安成为统一的中国首都，隋唐王朝更是推动长安佛教达到空前兴盛的阶段。二、 两晋、南北朝长安佛教：中国北方佛教中心之一
一个地方佛教的兴起，离不开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弘扬。西晋时，最著名的译经家竺法护自敦煌来到地处于与西域往还的要冲长安，从事佛经翻译与弘法活动，直接推动了长安佛教的兴起。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大多数都提倡佛教以巩固自身的统治。佛教在建都长安的前后二秦时代，尤为兴盛，二秦佛教及其代表人物道安和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朝五代中，西魏和北周的都城在长安，西魏时因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影响，佛教一时衰歇，但不久又得以复兴。取代西魏的北周王朝，起初也尊崇佛教，但后又发生武帝灭佛事件。武帝死后，佛教又立即得以恢复。综观两晋、南北朝时长安佛教，主要得力于竺法护、道安和鸠摩罗什三大僧团的译经和弘法活动，使长安三度成为北方佛教译经中心和弘法中心。可以说，没有这些僧团就没有当时的长安佛教。此时的长安佛教，也由于二秦统治者不惜派重兵分赴襄阳、龟兹，夺取、延请道安、鸠摩罗什至长安，而带来了辉煌，也由于北周武帝的灭佛而一度跌入低谷。长安佛教历史的巨大反差现象，给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给人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两晋、南北朝佛教兴盛期间，长安作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译经中心之一。竺法护早年到西域，取得《贤劫》、《法华》等原本佛典一百六十五部。公元266年他从敦煌携带经典来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江东，沿途传译，未曾暂停。据《出三藏记集》的记录，竺法护翻译经典为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竺法护的译本种类繁多，几乎含括了当时西域流传的要典，为佛教在长安乃至中国的流布开辟了广阔的局面。道安晚年在长安弘教七、八年，主要是从事讲说和组织翻译，更推动长安成为译经的重镇。道安创建译场，奖励译事。如他组织来华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鸠摩罗跋提、昙摩鞞和耶舍等人翻译佛典，他也都亲自参加翻译活动，还不时对有的译文加以考正，诠定音字，核对文旨。(见所作《摩诃钵罗蜜经抄序》)，总结了翻译佛典的经验教训，为日后的译经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在长安时，道安得知鸠摩罗什在西域的崇高声誉，就一再建议当时统治者苻坚迎请他来华，后终于在姚秦时，于公元401年，被迎入关。罗什在长安约弘法十三年。他应姚兴之请，创建了国立译场，领导和组织西域僧人及来自各地的名德，开展了翻译工作，规模宏大，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据《出三藏记集》所载，鸠摩罗什共译出经典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他首次系统地介绍了大乘般若类经典和缘起性空学说，移植和弘扬大乘佛教的根本教理，在中国佛教传布和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弘教中心之一。与译经中心相联系，长安也是佛教弘传中心之一。西晋武帝末年，竺法护在长安青门外建立寺庙，潜心修行，弘扬佛法，名声远扬，吸引各地前来从学僧俗达千余人，一时形成为长安乃至北方最大的僧团之一。史载，道安在襄阳时跟随弟子就有五百多人，到长安后住城内五重寺，更是领有僧俗大众数千人。他是当时佛教领袖，不仅大力宣讲佛法，还提出沙门统一以释为姓，并制定僧人礼忏等行仪轨范，为日后中国僧人的宗教生活奠定了初步基础。后秦时佛教更加兴盛，长安寺庙林立，僧人数以万计。鸠摩罗什在长安西明阁、逍遥园澄玄堂及草堂寺住持译经和讲说众经，吸引四方的义学沙门群集长安，门人号称三千。著名弟子有僧肇、僧睿、道生等，后世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影响至深且巨。
(三)佛教交流中心。两晋、南北朝时代，长安是沟通西域、北方中原和南方三地佛教的中心。如西域著名僧人竺法护、佛图澄、僧伽提婆、鸠摩罗什等，前来长安或途径长安分赴中原地区，翻译佛典或弘扬佛法。来自迦毗罗卫(今尼泊尔)的佛陀跋陀罗先来长安教授禅法，门下有数百人，后又率门徒四十余人南下庐山、建康翻译佛典。长安还有来自北方、庐山、江东以及其他地区的名僧前来参加译事和学习。身在庐山的南方佛教领袖慧远也和长安鸠摩罗什书信还往，探讨佛理，保持南北两地声气相通。长安实是当时最大的佛教交流中心，对于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起到了至为巨大的作用。
三、 隋唐长安佛教：中国佛教的五大主要中心
隋文帝出生在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抚养长大，他在立国后，即采取以佛教巩固统治权的方针，一生致力于佛教的弘扬，建寺立塔，造像写经，不遗余力。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力推佛教的发展。唐王朝统治者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李唐一代既有唐高祖宗国学，并以王室和老子(李耳)同姓李为由，下诏叙三教先后：老先，次孔，末释，武后则天则利用佛教徒伪造《大云经》，称是弥勒下生，当为皇帝，并以佛教开革命之阶，令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唐代既有唐王室每隔30年一次的盛大的迎佛骨供奉活动，又有唐武宗的毁佛事件。总体来说，直至武宗毁佛之前，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大成时期。
长安作为隋、唐时代的首都，得天时地利之便，佛教的宗教文化创造，往往首先在长安产生，也在长安聚集。长安佛教自然而然地成为主导中国佛教的中枢，长安地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地区。处于中国最为鼎盛时期的隋、唐佛教，长安成为中国佛教的僧才凝聚、经典翻译、宗派创立、佛教弘传和文化交流的五大主要中心。
(一)僧才凝聚中心。隋、唐京都长安，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城内郊区寺院众多密集，而且壮丽宏伟，僧人日常生活和宗教活动条件优异，佛教弘传效应显著，社会影响强大。长安佛教生存的良好条件，佛教发展的广阔天地，吸引了一大批高僧、名僧、学问僧、禅僧、大德前来长安弘扬佛法，发挥智慧，施展才华，利益大众。印度僧人或沿陆路由西到东，或沿海路由南到北，聚集于长安。西域僧人沿河西走廊进入长安。日本、朝鲜的僧人则自东向西来到长安。以玄奘为代表的出国留学取经的爱国僧人也回到长安弘扬佛教。国内各地的优秀僧人也云集长安学习、弘教。唐代“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③]而归佛门的人才，应当说主要集中在长安。优秀僧才凝聚长安，是长安佛教译经、传教、创宗、交流等中心的前提和基础，也极大地提高了长安佛教的品格和地位。
(二)经典翻译中心。在隋、唐王朝的直接支持下，长安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佛经翻译中心。如隋文帝延请前来长安译经的那连提耶舍、达摩阇那、阇那掘多等五位天竺译师，就译出佛典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唐代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译场主要设在长安。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和大荐福寺，被称为“长安三大译场”。从唐太宗时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至唐宪宗年间，前后二百八十多年，译事不断，译籍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前人。译师二十六人中，玄奘、义净、不空等人的成就尤为突出，如玄奘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不空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④]至此，印度大乘佛教的经典，基本上翻译过来了。隋、唐译经开辟了佛教传播的新途径、新天地，为创立佛教宗派提供了新动力、新根据。
(三)佛教弘传中心。隋、唐时代，长安也是弘传佛教的最大中心。长安的弘传佛教活动，主要针对三种对象而有三个层次：一是对教内的学众，隋代就设立以长安为中心的弘传佛教系统，如分涅槃、地论、大论、讲律、禅门五众，或更多的二十五众，选聘富有学识的学者，担任每众的“众主”，教导学众。二是面对世间大众弘教，每于岁时节日在寺院举行“俗讲”，结合佛教故事和历史故事，以通俗语言宣扬佛教义理。或由化俗师深入附近村落，向群众传教。长安的慈恩寺等还培植牡丹花，供游人观赏，或约集庙会，吸引大众，间接传教，扩大影响。三是向周边邻国传教，如中国高僧从长安出发去日本传教，前后相继不绝。也有日本和新罗的学僧前来长安从中国高僧受学，一时弘传活动空前活跃。
(四)宗派创立中心。隋、唐时代国家高度统一，相应地要求和推动各种思想文化出现综合的新形式。此时，南北佛教交光互摄，交渗互融，趋于综合，而形成了八个佛教宗派。其中在长安创立的宗派，有玄奘和弟子窥基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因玄奘住过长安慈恩寺，也名慈恩宗。道宣在长安及近郊终南山研修律学多年，创立了律宗，因后来居住终南山丰德寺，故又称南山宗。法藏常年在长安弘法，推崇《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并用华严思想来统摄一切教义，而创立华严宗。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东西二京，主要在长安，创立以修持密法为主的宗派——密宗。善导长期在长安光明、慈恩等寺宣扬净土，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法门，创立净土宗。
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其学说渊源于僧朗、僧诠、法朗一脉相承的摄山学系，吉藏并由本师法朗而得承鸠摩罗什、僧肇所传的三论学说。吉藏经过长年深究三论，于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在扬州江都慧日道场撰成《三论玄义》，综合僧肇等人的“关内义”和摄山学系的“山门义”，集三论教义之大成，树立了自己的宗要，标志着“新三论”学说的形成。联系此前吉藏曾住会稽嘉祥寺，从学者多达千余人，领有庞大的僧团，据此可以说，《三论玄义》的问世也标志了三论宗的形成。在撰成《三论玄义》的同年，吉藏应召前往京城长安，后奉隋文帝之命撰写三论的注疏，于隋大业三年(公元608年)撰出《中论疏》、《十二门论疏》和《百论疏》，进一步阐扬了三论思想。唐高祖时，吉藏被聘为十大德之一，继续弘传其说。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吉藏寂于长安实际寺。创宗是一个过程，我们认为，吉藏创立三论宗基本上是在江南完成的，但在长安的二十多年间，吉藏仍在进行创宗活动。由此也可以说，江浙地区和长安都是三论宗的发祥地，自然两地之间也有主次之分。
创宗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汉传佛教的八大宗派中，除天台宗和禅宗外，均在长安创立，仅此一项，就足见长安佛教的辉煌、显赫。
(五)文化交流中心。隋、唐时代，长安佛教寺院其实是当地社会文化交流中心，有些寺院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点。在佛教文化的交流带动下，长安成为全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就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隋、唐时代长安文化交流在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交流地区，涉及中国与印度、波斯、希腊、中亚、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的文化互动。交流领域，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乃至生活习俗等。例如，面对儒、道、佛三教思想的对立，唐王朝时常在朝廷内殿举行三教对论，其中关于道教的道和佛教的菩提两个概念异同的论辩，实际上推进了中印哲学思想的共同发展。又如在文学、艺术方面，唐代长安寺院的俗讲，创作的变文，寺塔建筑，以及引进的乐典、乐器、舞曲、舞蹈等，都是文化交流的成果。此外，如域外医药学的输入，园艺新品种的引进，长安寺院也是这方面文化交流的桥梁。可以说，没有长安佛教寺院的中介作用，就没有隋唐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就没有隋唐时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四、长安佛教：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在论述两晋、南北朝、隋唐长安佛教的成就和特质之后，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总结长安佛教的历史意义：
(一)推动中国佛教，尤其是中国化佛教的发展。长安僧人的译经和弘法活动，在佛教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多方面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容。在长安创建的华严宗、净土宗，更是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推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发展。当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
“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见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取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⑤]佛教有大功于中国，其功包括长安佛教之功在内。如在长安创建的华严宗的性理之学，就对宋代儒学的形成有重要的启导意义。
(三)推动长安成为佛教文化城市和国际大都市。隋唐长安佛教兴盛时期，拥有数以百计的寺院和数以万计的中外僧人，大量多姿多彩的佛教文化活动，足以表明长安是富有中国佛教文化特色的城市。佛教流布，是隋唐时代的一个重大现象，大量外国僧人云集长安，带来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促使了经济繁荣，进而推动了长安成为屹立在东方的国际性的大都市。
(四)推动唐代国家的伟大和强大。唐代幅员广大、文治武功、对外开放、交通西域，佛教传布，文化多元，构成为国家伟大和强大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伟大和强大的重要动力。以长安佛教为中心的唐代佛教，作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信仰，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团结和进步，也促进了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发展，还增强了中国和周边国家人民的了解、友谊和和谐。历史表明，佛教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源泉，或许还以说，就社会影响力来说，唐代佛教一度似在儒、道之上。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有着长期历史积淀和丰富文化遗产的长安佛教，其现实价值是值得肯定、不容置疑的。为了阐明长安佛教的现实价值，我们认为，需要抓住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确定研究、阐扬、交流长安佛教的一个重要目的和使命是，要把长安佛教文化与当代西安、陕西乃至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发挥它在推动经济社会和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科学地挖掘、整理长安佛教文化的合理、积极因素。笔者初步认为，长安佛教文化的合理、积极因素主要有四：一是鸠摩罗什的中道学说、慈恩宗的“转识成智”理念、华严宗的圆融思想和律宗的重伦理道德精神；二是长安佛教高僧的崇高精神，如玄奘法师为了求法不畏艰险的精神、刻苦钻研精神、爱国精神以及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三是运用长安佛教寺院文化资源，提升市民和游人的人文素质，并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四是发挥长安佛教寺院联结印度、日本等国人民的桥梁纽带作用，增进国际友谊。长安佛教的现实价值，有赖于这些合理、积极因素的正确而充分的运用。
第三，着力做好转换、诠释工作。佛教作为传统文化，需要与现代特点相结合，作为宗教文化，需要与世俗社会相呼应。长安佛教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际，对原来一些佛教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对一些佛教理念进行创新性的诠释。只有这样，才能在化解现实矛盾、解决今天遇到的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等方面，真正有效地发挥实质性的积极作用。
长安佛教是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值得人们深入总结。
长安佛教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宝藏，有待人们精心开发。
长安佛教是一座崇高的神圣丰碑，需要人们大力阐扬。
[①]田余庆：《中国古代史上的国家统一问题》，载《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第21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②]《高僧传·佛图澄传》。
[③]陈善：《儒释迭为盛衰》，《扪虱新话》上册卷1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④]参照吕澂：《唐代佛教》，《中国佛教》(一)第63-64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0。
[⑤]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10-11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